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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与酒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像俄罗斯这样——因对酒精的依赖而受到伤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当伏特加摆在面前，总有道理来上一杯。因此你可以讲，是俄罗斯人酿造了伏特加，但是伏特加却造就了俄罗斯历史。 　　瑞典籍的俄国名酒 　　在品牌形象上始终保持高调的绝对伏特加(Absolut Vodka)，曾经位列《福布斯》杂志奢侈品排行的榜首。他们所遵循的营销模式，是不断采取富有创意而又高雅及幽默的方式诠释该品牌的核心价值。你在中国的很多大型超市，甚至在宜家的休息区都不难见到它。不过在中国，很多人只有在看到标签时才知道这款酒来自瑞典。对身份的模糊来源于人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伏特加来自俄罗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提到伏特加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俄罗斯。 　　“如果伏特加像面包一样是固体的，那俄国人就会吃了它。”俄罗斯人很清楚，这种说法既是嘲讽，但也是实情。西欧人通常习惯喝啤酒和红酒，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伏特加。“伏特加让所有人都变成俄罗斯人”，毫无疑问，在一定意义上伏特加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民族标志。 　　作为一种无色透明的烈酒，到底是谁发明了伏特加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商人把白兰地带到了东欧，当时叫做利口酒(Liqueur) 或者维泰水(Aquavitae)。之后就出现了伏特加。俄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适宜葡萄的生长，于是有人尝试改用黑麦甚至土豆作为酿酒的原料。由黑麦中蒸馏出的酒经过冷却，使用活性炭过滤以后，只含有较少量的有害物质，而且更有利于健康，于是酿成了伏特加。 　　伏特加：流动的白银 　　克里斯塔尔(Kristall) 伏特加制造厂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每年为该市贡献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作为俄罗斯继天然气和石油之后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每年有不少于一亿升的伏特加从这个巨大的工厂流向世界各地。在世界很多国家，伏特加都被认为是调制鸡尾酒必不可少的原料。 　　俄国人早在雷帝伊凡四世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伏特加的巨大经济价值。1547 年，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在初步满足了对权力的欲望之后，他持续发动对周围公国的战争。可想而知，远征最终遭遇挫折。频繁的战争导致了国库亏空，沙皇迫切地需要金钱。在伊凡苦思良策之际，他想到曾经在抵达鞑靼人的首都喀山(Kasan) 时，看到在一间政府开设的下等酒馆里，农民和小市民挥霍掉很多钱。 　　这一幕情景给沙皇启示。不久以后，一种叫做卡巴肯(Kabaken) 的小酒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莫斯科的各处。很快，酒业成为沙皇重要的税收来源，除非缴纳重税，一般人不得从事酒类行业。卡巴肯不同于餐吧，是纯粹的酒馆。这里不提供用餐，人们来这里只为了喝酒。最简陋的卡巴肯甚至不设置座位，只是在小屋的中间放置一个大酒桶。 　　伊凡之所以敢于拿国家财政押宝，在于他知道俄罗斯人对酒的迷恋无人能比。他们不分老少，都会不顾一切地奔向酒桶，甚至在俄罗斯曾经有法律规定，被通缉的罪犯在进入酒馆的一刻可以得到豁免，差役只可在边上等候，等此人跨出店门，才许逮捕。 　　俄罗斯文化核心元素 　　19 世纪初，上升时期的国家主义给饮酒的风俗带来了一次改变的机会。 　　这一思想的改变是在俄国人输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开始的。他们输给了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联军。对他们来说，这是国家的耻辱。俄国人开始觉察到自己与西方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差距。为了找到差距的根源，俄国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思考俄国的社会形态。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从关注民生，转而思考俄国如何在欧洲立足并强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民众们只顾着杯中之物的话，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1876 年，陀斯托耶夫斯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抱怨道，伏特加把人们都变成了“畜生和动物”。但令人困扰的是，俄国得以维持强大国力的预算，接近一半来自于烧酒的税收。长此以往，“人民的未来将是一群道德败坏而且酩酊大醉的人”。面对这一无可奈何的局面，一场节制运动首先在19世纪末的教会中发起，出现了诸如兄弟会等自愿拒绝酒精饮品的组织。但是这些运动对于一般人的触动并不大。 　　伏特加在当时是与俄罗斯人密不可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伏特加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甚至时至现在，在德米特里?门捷列夫的家乡，人们并不将他看做是第一个发现化学元素周期表的伟大化学家，而是一直津津乐道他在1865 年撰写的一本关于如何蒸馏伏特加的书。书中门捷列夫规定纯正伏特加的标准酒精含量是40%。而伏特加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他取的，之前人们则一直叫谷酒。 　　不能拒绝，但要改变 　　俄罗斯当代作家叶夫盖尼?波波夫相信，在这个不那么完美的国家里，正是伏特加支撑着俄罗斯人民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伏特加提供了一种真正与政治无关的私人空间，一个可以在幻想的自由中得到放松，忘却烦恼，纵情欢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