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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创新理论与实践 　　摘 要：近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然而，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需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关键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自己讲；讲自己；和合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31-05 　　 　　收稿日期：2011-07-07 　　作者简介：张永路（1982-），男，河北衡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思想史。 　　 　　近代西学的东渐，其结果之一便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消解，而西方学科划分则成为唯一标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原有的领域被肢解分化，新的学科纷纷确立，其中便有所谓的中国哲学。但是，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这也就是为什么谢无量的那部《中国哲学史》虽然是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却很少有人提起的原因。而研究范式的建立和被广泛认可，还是要等到胡适、冯友兰等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出版各自哲学史之后。然而，胡、冯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甚至被上升到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高度。讨论的结果似乎并不甚理想，但也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那就是试图摆脱学科建立之初所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中国的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一、关于“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的三阶段 　　 　　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无疑是受西方学科划分影响的产物，而??其建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便由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受西学训练的学者们建立起来。 　　20世纪初，归国不久的胡适先生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1。而稍后的冯友兰先生则称，“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7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依傍西方哲学的形式，来剪裁中国的学术材料。张岱年先生便指出，“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3]1于今看来，胡、冯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可谓居功至伟，但他们以西方哲学标准剪裁中国哲学，不能不说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当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这是“不得不然”的，是在中国哲学学科初创期必经的阶段，以当时的知识情境下，学者们也只能如此。对于这种初期的情境，张立文先生称之为“照着讲”。在此，“照着讲”的称谓是对冯友兰先生有关“照着”和“接着”宋明理学讲相关论述的借用，而张立文先生所言的“照着讲”是在如下情境中使用的，即“中国哲学绝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意思便是指中国哲学不可依照西方所言哲学的模式来构造自身，即“以西方哲学为真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4]，而这也正是“照猫画虎”试图传达的含义。 　　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之后，便是所谓的“接着讲”。关于这一阶段，因为是对“照着讲”的超越，所以其意义对于中国哲学学科而言甚为明显。当然，这里的“接着讲”的言说对象仍然是西方哲学，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在此言说情境下，“接着讲”只有在中西哲学对比时才能得到解读。而对于冯友兰先生所言意义上的“接着讲”，张立文先生认为，其“‘接着讲’是融会贯通的，不是简单的引一句程朱的话，然后再讲中国哲学怎么样，他是把握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他在讲《新理学》的时候是讲得非常圆融的。”[5]可见，张立文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中西对比的情境下，不管是“‘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还是“‘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标的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最后，只能是使中国哲学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洋魂西话的注脚，所以，“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6]。 　　当然，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照着讲”和“接着讲”只是“讲”的方式，是“怎样讲”，是讲述的“话语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讲什么”，是讲述的“话题本身”[7]6。因而，我们可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