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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审美特征 　　内容摘要：艺术歌曲既是中外歌曲中的一个重要体裁，又是中外声乐艺术中的一大主要演唱曲种，更是中外声乐教学中的一大主要曲目。文章以中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为切入点，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时代性、人民性、民族性三大审美特征。无论是对于当前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还是演唱或教学，都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美学品位、美学意蕴提升与深化的理性思辨价值与实践参照价值。 　　关键词：中国早期艺术歌曲 审美特征 时代性 人民性 民族性 　　 　　所谓艺术歌曲，源于美声唱法发源地的意大利，原文为“Art Song”，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的概念，原指根据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而创作的歌曲，在词作上讲究技巧性与艺术性，与民歌相对；在音乐上强调伴奏的艺术处理。后来，又将一些歌剧选曲和一般的创作歌曲等，统称为艺术歌曲，以与民歌相对应。 　　我国声乐艺术起步相对较晚，早期的艺术歌曲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最早出现的艺术歌曲，其中主要是以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为歌词而创作的歌曲。 　　具体而言，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审美特征，可以从以下三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时代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既以时代精神为支撑，又反映时代的思想与主题。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正是以充分彰显弘扬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为重要的审美特征的。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以科学、民主为号召、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民众觉醒，走上民族振兴之路。 　　而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时代主旨、时代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创作于1920―1921年间，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问》，就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深刻的社会问题：“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充满了对当时社会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的愤懑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创作于1920年，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艺术歌曲《睡狮》，则把中国比喻为“睡狮”，面对帝国主义“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的现实，发出“睡狮醒”的呼唤与“奋斗心须壮，复仇志要坚”的号召。创作于1924年，赵国钧作词、萧友梅作曲的艺术歌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是我国第一首直接歌颂五四运动的艺术歌曲，弘扬了爱国主义的时代大主题和“五四”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时代性审美特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二、人民性 　　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的意愿、心声、思想、感情。其实，人民性与时代性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也以人民性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有力的证明。例如歌曲《可怜的秋香》，就以儿童的视角和口吻，描写了牧羊女秋香孤苦悲惨的一生，表达出对中国劳动人民悲苦生活与悲剧命运的同情。而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1928年，刘大白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则“以质朴的歌谣体，叙说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劳悲苦，从一个侧面勾画了当时洋货倾销，农村经济破产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①。创作于1926年，发表于1928年，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曾到处传唱，走红一时，就因为歌曲讴歌了“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对纯洁爱情的执著精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由此可见，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曲作，人民性审美特征也是光彩无限、辉煌无比的。 　　 　　三、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艺术的生命和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创作了什么，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不管他有意无意，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还要明朗。”②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对民族性审美特征的追求，应当说是有明确的理论主张的，萧友梅就提出：“要在继承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作风，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③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曲作的民族性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词作的民族性。许多艺术歌曲，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诗词五言、七言句式。例如《睡狮》：“睡狮睡了几千年，蛇虫狐鼠乱纠缠；今天吸我血，明天扼我咽。”就采用了七言、五言交错的句式。而《卖布谣》中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采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四言体”，古味更浓烈，民族特色也愈加鲜明。而在自由体的歌词中，同样具有民族风格与民族意蕴，例如《问》《教我如何不想他》等，都是民族性的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