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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摘要]“多余人”形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提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人们往往局限于‘零余者”，实际上，中国现代作家塑造众多的“多余人”形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本文拟就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对中国文学研究中对“多余人”的错误认识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国文学；现代小说；人物形象；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93-04 　　“多余人”形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对此，张伟教授曾在《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一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多余人”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出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后由俄国作家、批评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进行了归纳分析论述。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受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觉醒，试图有所作为，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苦闷、彷徨、忧郁、痛苦。他们大都富有才华，不满现状，看不惯贵族庸俗的生活，愤世嫉俗，同时又性格脆弱，摆脱不了自身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既不愿与贵族同流合污又不能站在农民一边。他们有时寻找刺激，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有时沉溺于无奈的伤感情绪中不可自拔，成为社会上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俄国文学的“多余人”虽然是病态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却是“报晓的先觉者”，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散，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按照传统的观点，著名的形象有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摩夫等。但近来有的学者对罗亭的“多余人”身份提出了商榷，指出“他在实践中却从未丧失行动的勇气。他生于思想，死于行动，这不仅不是‘多余’的表现，这恰恰是生命意义的立体性演绎。” 　　由“多余人”的词源可以看出，“多余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多余的人，是“既非孔雀，???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能够成为思想的先觉者，面对现实的清醒者，正因为对现实认识的深刻，所以他们的痛苦就更强烈，他们在思想上是不多余的，但他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自身利益之中，仅仅生活在个人的小圈子里，离不开世俗的生存环境，没有自我牺牲精神，所以成为自身认识的“多余人”，行动的“多余人”，在个人在与社会的冲突中放弃责任。就此而言，多余人就不仅是为俄国文学所特有，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中同样存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中也出现过一系列此类形象，如鲁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茅盾《幻灭》中的章静，郁达夫《沉沦》中的沉沦者、《秋柳》中的于质夫，甚至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均属此类。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多余人”形象已经形成共识，并对中外“多余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有的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时，出现了将“多余人”现象泛化和扩大化的情形。 　　中国学界对“多余人”的研究除张伟的专著《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论文，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等。他们在甚至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多余人”的典型――从俄国的“多余人”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这些学者在在他们的论著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人也陷入了误区，不自觉地将“多余人”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余的人，为此，我们首先要走出认识误区，清理那些不属于“多余人”而被划入此类的形象。 　　首先要被清除出“多余人”队伍的是贾宝玉，虽然他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但考虑到许多论文将他与俄国“多余人”相比，具有典型意义，因而论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作家曹雪芹着力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形象。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的贾宝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逆臣贰子，从骨子里与其出身的阶级不合，因此，他始终在封建主义的精神道德所规定的范围以外行动。他反对科举，不愿意走“仕途经济”的封建生活道路，因而铸就了他的叛逆精神，整日“在内帷厮混”，使他得到逃学的机会，可以不必规规矩矩去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较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管制。虽然并不能根本摆脱时代环境的压迫，但他杂学旁搜，寻求人生的解悟，大胆怀疑封建思想，与林黛玉在思想上灵犀相通，共同寻求突破封建思想的道路，即使在被骗婚，林黛玉去世，自己被迫应试中举之后，也采取出家为僧的方式，对封建家庭做了决绝的反叛。因此，他绝非“多余人”，而始终是一位与封建思想做斗争的战士，尽管他的斗争方式受时代的局限，本身带有封建主义的特点，但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