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docVIP

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 　　摘要：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以及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损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下对于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讨论理论丰富，但鲜有涉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问题的的研究。结合当前生态损害的探讨，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救济制度，有必要建立生态损害的事前防范机制。国家层面要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生态损害赔偿评估制度，并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的救济提供法律支持。 　　关键词：生态损害；地下空间；全面赔偿；预防为主 　　中图分类号：DF4;DF31;DF4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02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急速膨胀，各地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入了新的时期。地下空间的利用涉及地铁、地下管线，以及“共同沟”①、地下商场、地下街、地下停车场、地下储藏室、地下人防工程以及大量军事设施等等多种形态。不断加剧的商业形态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天坑现象频现。保护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相关主体的权益，规范地下空间开发，可持续利用地下空间已成当务之急。为此，应梳理、界定相关赔偿制度和救济制度，借鉴域外地下空间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行相关的民事立法和财产立法。 　　 　　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之困境 　　现阶段我国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领域面临着理论和制度的双重法律困境。理论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界定不清和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路选择不明两个方面。界定不清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赔偿范围划定不明，制度进路选择不明，涉及赔偿模式的选择问题。而就制度层面的困境而言，其主要体现为当下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领域立法的空缺和救济制度的缺失。 　　（一）理论困惑 　　1.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界定不清。 　　对于生态损害的界定，国内外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根据荷兰Brans教授的归纳，对生态损害定义的模式大致有三种:“（1）基于对部分生态给予保护的立法而定义，但受到传统侵权法上可赔偿性损害类型的约束；（2）基于某些自然资源的非经济性物理特性而定义；（3）更多地面对对象，即基于对自然或生态系统所造成的损害。”[1] 　　第一种主张的学者如德国Lahnstein博士认为，“生态损害指对自然的物质性损伤，具体而言，即为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间相互作用的损害。也就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人为的显著损伤”[2]。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公共所有而非私主体所有的自然资源上，且自然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自然人和法人的财产损害不包含在内。 　　我国马骧聪教授在介绍《苏联东欧国家环境保护法》时使用了“生态损害”这一术语，在介绍前苏联的自然保护法律责任中的“物质责任”时，指出物质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别包括“它保护的客体不是具有商品价值的物质财富，而是自然环境”[3]。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无法进行商品定价的物质，即自然环境上，实际是采纳第二种定义。 　　主张第三种定义的学者典型的如俄罗斯的姆?姆?布林丘克教授。他认为，“生态损害，就是指因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要求所导致的任何环境状况的恶化和与此相关的受法律保护的物质财富和非物质利益，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的损害和减少”[4]。这种观点将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在所有的生态系统内，包含自然人和法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利益。其所欲确立的是一种终极的生态赔偿观。 　　以上三种生态损害赔偿观的争论归根到底是赔偿范围的界定问题。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界定，即应当树立怎样的赔偿观，是我国当下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立所面临的首要困境。 　　2.地下空间开发中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进路选择不明。第一，以侵权法为视角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传统的以侵权法为立足点的生态赔偿观是建立在传统的侵权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对生态损害、环境损害的赔偿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基础之上的。当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较具有代表性的如蔡守秋教授，他认为，作为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损害结果，按照内容可以分为：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5]和自然环境损害四种，“有些法律规定，对自然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即使没有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也应承担赔偿责任”[6]。 　　第二，以环境权为视角的生态损害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