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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整合协调作用 　　摘要：统一战线与农村社会管理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农村善治与和谐对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社会管理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各种组织资源及其管理理念、途径、方式缺乏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中的离散、冲突问题严重。要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需要深入研究统一战线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整合协调问题。因此，统一战线的范围应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统一战线的社会功能应从控制为主向整合为主转变，通过团结引领、政治参与、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促进各管理主体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统一战线在社会协同中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统一战线；农村社会管理；整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15-04 　　 ??　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具有联系广泛、智力密集、渠道畅通的优势，在服务社会管理当中大有可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是顺应经济社会领域变革的时代要求，是彰显法宝作用的创新实践。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指出，统一战线注重人本管理、源头管理、柔性管理、间接管理、自我管理，能够畅通利益表达、协调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整合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功能和作用[1]。 　　一、统一战线肩负农村多元化社会整合与协调的重要功能 　　传统的乡村治理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其治理主体呈单一性、排他性和不可选择性，治理方式亦呈单向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和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组织分化，维持农村社会秩序、协调农村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任务的主体更加多元。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基层事业单位、农村基层社群组织，甚至农村宗族和宗教组织，都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角色，使农村社会初步显露出“多中心治理”的局面[2]。乡镇政府不再作为唯一的权威主体和权力中心；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之一，通过对话、协商参与公共事务，享有与政府平等的地位；村民自治组织及乡村经济社会精英也积极发挥自己的力量，自觉参与乡村治理；新经济社会组织，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新兴民间组织大量涌现，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一些宗族组织成为农村不可忽视的整合力量。在多元治理结构下，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功能、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致使治理主体之间行为关系错综复杂，甚至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影响着乡村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这种多元化治理模式要求统一战线从实际问题出发，及时作出调整，迎接新任务、新发展。 　　（一）治理主体结构失衡 　　从农村社会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构成来看，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特别是在乡村“过度”自治的背景下，基层政府的作用因受到限制而萎缩；体制内的村级组织是村民参与村社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载体，但其严重行政化与人格化，少数人实际上掌握着村治权力，村民参与程度不高；新型的各类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数量较少，自身发育不足，党和政府对其抱有疑虑，加之又受到村体制内组织和领导的严重干预和掌控，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 　　（二）治理主体功能模糊 　　主体功能科学而清晰的界定可以使其明确行为的目标、范围和边界，有利于各自功能优势的发挥，形成合作互补协调的良好关系。但从我们对乡村治理的调研和观察来看，主体功能并不清晰，在农村社会管理中无论在理念上还是行为上缺乏一种“自觉”。各主体行为取向受利益驱动、资源支配、行为控制因素的影响很大，甚至是主要的或直接的行为取向。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都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双方由过去的利益共同体发展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甚至已经成为利益的角逐者乃至对立面，如征地拆迁中的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乡村之间、村两委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围绕村庄内部权力资源和利益资源的控制权进行着多元权力博弈。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由于自身发育的不足，对其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展方向并不是很清楚，往往依附于基层政府和村级正式组织。功能不清晰所导致的行为边界不清，很容易引发各主体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消耗和浪费了乡村治理的宝贵资源。 　　（三）治理主体关系失调 　　农村社会管理理应在共同的价值引领下，朝着善治的目标发展。管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协调及其良性互动可以形成一种积极有效的治理合力。但从实践来看，村民自治越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单纯从村庄利益出发，弱化、抵制乡镇政府的指导与管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