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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演达农民问题认识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内容摘要】20世纪20、30年代，邓演达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他关于农民问题的可贵认识，而这种认识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 键 词】邓演达 农民问题 历史作用 局限性 　　 　　 作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1]对中国农民问题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即较早论证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将农民要求土地的呼声与国民革命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土地问题解决的方案；支持建立农民武装。邓演达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 　　 一、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历史作用 　　 邓演达能够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民问题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关系出发，确认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否定了反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素材。 　　 1.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农民问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解决民生问题就要实行民生主义。那么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办法，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孙中山晚年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初步认识，视农民群众为国民革命的基础，把“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终极目标，将农民力量集合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旗帜下，农民运动限于和平渐进的轨道，这些思想主张反映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国民革命兴起阶段农民运动的认识水准，具有合理而现实的实践意义，但也存在某些不可忽视的缺陷。 　　 晚年的孙中山虽然也反对封建所有制，却没有明确地把地主阶级视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这里虽然有尽量减少革命对立面阻力的考虑，也不难看出孙中山未能把反封建斗争提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依旧沿袭社会改良色彩的方案。邓演达坚持执行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贯彻孙中山民生主义纲领中，目的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富。邓演达分清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斗争中的阶级阵线，明确了革命的对象。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把千余来年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2] 　　 孙中山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振兴中国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具体方法是由国家按地价收购地主土地，授田或租田给农民，但他主张用改良方式而不是革命的手段进行，可见，他在如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上，思想是复杂的。这种不从根本上触动地主利益而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只能是对土地问题上的“改良”，而不是革命。 　　 邓演达主张建立农工平民政权，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实行“耕者有其田”。号召建立农民武装，同农村中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的土地主张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行动纲领，第一次把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具体化。这是邓演达土地革命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是探索农民革命的一个理论突破，对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真正的耕地农有具有进步的意义。虽然他在土地问题上仍有主张超过最高限额部分采用“和平”收买的办法，但他的认识水平毕竟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先生。 　　 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上，邓演达比孙中山更深刻更符合实际。邓演达从分析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入手，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压迫必须依靠工农的力量，“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履行革命的任务。”[3] 　　 2.在实践上推动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邓演达不但能在理论上阐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努力去实践的。1927年，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在此转折年代，邓演达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以中央农民部长身份，特提出组织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确定由他和徐谦、顾孟余、毛泽东、谭平山组成土地委员会，进行研究讨论。二十几天的大小会议，先后出席的包括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武汉政府所辖几个军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岳尔克等。邓演达自始自终参加并主持会议，他的发言和讲话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民土地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