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与电影人回应.docVIP

“大转型”与电影人回应 　　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周蕾著，上海三联书店，2008 　　2010电影工作坊一光影之隙， 　　戴锦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西方电影批评便已经从电影制作的附庸进入了电影的本体论研究，在此之后，电影批评脱离了早先尴尬的位置，转变成独立的意指过程，并进而发展出电影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诸多脉络。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电影批评“语言学转型”的需要，纷繁的电影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并被运用到各种表意实践之中。这些电影批评在“理论操练”的同时，也拥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其间不乏与“真问题”对话的勇气，亦不乏方法论上的思索与洞见。就当下而言，全球化引发的少数族群、异质性文化，甚至个人的身份焦虑，以及与之并行的文化理论黄金时期的消失，随之而来的“理论瓶颈”，都迫使电影批评者不断寻求“理论之后”的新空间。加之更为切近的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美国霸权的异质性力量正在蓬勃生长，世界各极都在重新定位自身的位置。近期《色戒》、《集结号》、《南京!南京!》等电影所引发的大讨论，正是这些变化在电影中的投射。应当说，随着电影日渐跨出其媒介局限，日渐成为学术界共同的关注点，电影所引发和承载的也越发难以为“纯艺术”所囊括，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似乎是必须的。借助这样一个“裂隙”得以凸显的契机，中国和海外的电影学者纷纷以各自的方式予以回应，着眼于电影，却微言大义。 　　在世界格局微妙转型的时刻，首先是一批海外学者的电影研究著作被译介成中文或再版，包括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2008)、张英进的《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2008)、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2008)，以及李欧梵作品系列的再版等(2010)。这些作品大都着眼于类似的后殖民主义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予以质疑，与此同时，力图提出可以彰显异质性身份的路径和方法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近或再版的成果选择了一个新旧结构转???的有趣时机，使得这次批量译介更像是中国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某种“共谋”。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隔17年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其隐喻性一如编者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更从容、理性地对待‘他山之石’。”即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言说位置，正在试图改变中西对话的格局，即“重新建立起中国现代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关系”。联想到此书开篇的重要电影研究文章《观看现代中国：迈向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一切便似乎附加了“讲述神话时代”的象征性。如果说，1991年华裔学者周蕾曾以“族裔观者的建立”作为打破《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西方白人男性的霸权视点，重新将被遮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观看位置纳入视野，并力图建立一种可以对其进行讨论的理论与方法，那么此时此刻，曾经被周蕾描述为“预先决定了本身遭受排拒于一些理论性解读方式之外”、“不可能的空间位置”的族裔观者，正在日益占据一个可以“观看”的位置，并重新言说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周蕾著作的译介本身便是世界结构性转型的征候。 　　相比之下，张英进的著作更为直接地回应了当下的世界语境。同样针对西方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张英进在肯定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过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电影的不足，即将中国电影的复杂性削足适履地纳入西方理论之中，事实上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张英进提议“一种自省性对话式批评的范例以代替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即建立在多元对话和协商基础上的方法论，在这种对话之中，“欧洲中心主义”或相应的“他者中心主义”不再是要点，问题在于“一种注重对话和多种声音的自省式跨文化分析模型”。事实上，这种方法和周蕾的“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周蕾试图在西方“阴性化的、同情的”目光之外寻找和建立被遗忘的另一种观看，张英进则“强调了所谓‘本土人’如何回视西方理论对其的注视，并因此迫使西方重新检视自己在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的前提以及推论实践。”在此，二者共同参与到为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开辟言说“空位”的建构过程中。与此同时，几乎同时出现的两种“双城故事”(傅葆石和李欧梵)也不乏隐喻性地重新讲述“边缘城市”、“失语者”的际遇。译者赋予“失语者”这样的含义：“百年动荡的现代中国(电影)历史中被泯盖的一些声音。在某些统一化的话语和特殊环境中，一些个体单位丧失了自己存在的表达权力。”毋宁说，中国崛起的语境使得这段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在“失去表达权力”的意义上，战乱中的上海似乎与“百年动荡的现代中国”具有同构性。因此，对上海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