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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家侦探一次秘密接头 　　黑色风衣、低垂礼帽、口含烟斗、眼戴墨镜，甚至还有福尔摩斯的燕尾服和文明棍……带着对私家侦探的遐想，我在秋风瑟瑟的―个傍晚，走进了北京三里屯附近胡同里一间不起眼的咖啡厅。昏昏的灯光下，小屋最里面角落的座位前，我和他“接上了头”。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稚嫩，也很温良恭谦。本以为他是典型的帅哥，身材应该瘦高挺拔，脸应该更有型，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韩剧里的帅哥一般都操着他那样的声调。可惜，我全猜错了。他长得一点都没有特点，完全属于淹没在人海里找不到的那种。“这就对了，干我们这行，就得习惯经常换着音调说话。长得不能确特色，免得被人记住。”杨平一口气把大半杯橙汁喝掉了一半，然后冷漠地解释道。这时，他用的是最纯正的山东腔：“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你再也找不到我了。留给你的电话是北京的卡，到了上海我就会扔掉。” 　　“那留张你的名片吧，免得真联系不上你了。”他的职业着实让我着迷，我希望还能听他讲那些离奇的故事。 　　“没用，都是公司的信息。打过去也找不到我。” 　“莫非，你的名字也是假的?” 　“你猜对了。”他用吸管吮吸完最后一点橙汁，把刚灭掉的烟头准确地抛到玻璃杯中，然后朝我发出了第一丝微笑，尽管笑得很诡秘。 　“小妹，来一杯摩卡!”这次，他居然用了四川话。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假戏真做斗老赖 　　 　如果不是朋友说他很厉害，值得～见，我是绝不会在如此其貌不扬的人面前浪费时间的。朋友说，警察都没办法讨的债，他来北京一天半就解决了。当然，我的朋友为此付出了20％的佣金。 　　我的朋友在湖南宁乡开了一家竹器厂，小具规模，两年前开始为扩大规模而筹资。一个北京打过去的电话里，自称律师的老胡说香港一家VC看上了他的工厂，委托洽谈。朋友自然很是商兴。提着20万元到北京找老胡，老胡还算厚道，给朋友开了借条，说融资不成就算借的，一分不少地退还。 大半年过去了，毫无进展，朋友要求退钱，但老胡总是遮遮掩掩。朋友发现可能受骗，到派出所报案，警察说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这20万元只能算民事债务纠纷，不予立案。他无奈到长沙找到了杨平的公司，请他们帮忙。杨平满口答应，还不用提前付款。朋友一想，总比追不回来好，也就认了。 　　“一天半，哪有你朋友说的那么神奇?我运气好而已。”杨平居然和我谦虚起来。 　他刚下飞机，就到老胡的公司蹲了20分钟。根据朋友提供的相貌，杨平锁定了调查对象。趁着老胡上厕所的工夫，杨平给他打了个电话，正巧老胡掏出手机接电话。就这样，鱼儿上钩了。杨平就一直尾随他到了家。 　　“律师最怕什么?怕惊动警察，怕失去自由。他们经常到看守所里会见当事人，里面的滋味他是知道的。”路上，杨平就已经考虑好了对策。确定了老胡的住所，杨平就到小区楼下的面馆吃了一碗拉面，然后守在楼道里等老胡外出。 　　“等到10点。我觉得应该主动出击了。”杨平分析，10点这个时间有人敲门，已经不大可能是串门，只可能是急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巡逻的警车每隔40分钟会来这里转悠5分钟，正好停在老胡家四楼的阳台下。这会儿，他们又该来了。” 　　明明房间里开着灯，敲门老胡就是不回答。杨平就重重捶打防盗门，还叫他的名字。老胡忍不住了，不耐烦地问干什么的。杨平说出我朋友的名字，老胡当然不开门。“我当过3年特种兵才干的警察，你不开门我也能进来。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了啊。”杨平换了一口北京腔说，让老胡听来以为是来了警察。 　　“你究竟是谁?”老胡有些发怒了，而怒气中又带有恐惧。杨平索性把“布控”、“蹲守”这些警察行话都用上，就是不说自己是警察。这时候，杨平盼望的事情出现了，楼外红光一闪一闪，警车来了。杨平又换了两个腔调高声吵闹了几句，警车迅速拉响了警报。接下来，他轻声对着门说：“还开不开门?” 　　老胡估计八成遇到了警察，哆嗦着就把门打开了。 　　“我进屋一把把他们家的窗帘打开了，外边警灯还闪着，我立马把事先准备好的字据拿给他签。这个老狐狸，一看就知道签字之后就是诈骗的证据，死活不签。”这时警笛不再响了，杨平担心警车会开走，机会不多了，从口袋里悄悄拨通了朋友的电话，等到接通后就挂断了。朋友看到杨平的来电，又拨了回来。“再等等，再等等，我们正谈着。”杨平故意说给老胡听。“老胡以为是楼下警察打来的电话，扛不住了，和我商量能不能不签字，但马上退钱。我顺水推舟答应了。” 　　就这样，老胡从里屋乖乖拿出18万，还央求杨平陪他到对面银行的取款机再取2万，当晚就把这件事了结了。一路上，杨平语重心长的几句教育，老胡心惊胆战地连声道歉，而我的朋友在电话另一头哈哈大笑。 　　 　　“查二奶”成了基本业务 　　 　“多亏了警车过来巡逻。”听完故事，我也笑了起来。 　“是呀，不然就不会这么顺利的。不过我还会想其他办法。干我们这行，就怕没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