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邪出路是《温疫论》治疫一大特色.docVIP

放邪出路是《温疫论》治疫一大特色 　　关键词 温疫论 中医治法 中医学术发掘 　　 　　明代医家吴有性(字又可)所著《温疫论》，是祖国医学文献中一部专论急性传染病的不朽名著，其对温疫的病因、病位、病邪传变和治疗法则及具体方法等，均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特色鲜明，富有创新，对今天防治疫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仅就吴又可治疫的特色作一研讨。 　　吴氏治疫，着力于祛邪，强调“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廖”，这是贯穿于《温疫论》全书的基本观点。这里很值得深思的，吴氏在祛邪治则的运用上，十分重视放邪出路的方法。如他在本书《标本》篇中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者，可下而已。麻征君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这里他不仅深刻揭示了放邪出路治法的基本原理，还强调其在消除致病因子(病原)上的重要地位。如对温疫初起邪伏膜原之证，吴氏创制达原饮，旨在宣透盘踞于膜原之邪，使之尽快得以溃散，“不溃则不能传，不传邪不得出，邪不出则疾不瘳。”(《辨明伤寒时疫》)由是观之，达原饮的作用，主要是为放邪出路创造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吴氏治疫很推重攻下之法，主张“急证急攻”，“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并明确指出攻下法“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注意逐邪勿拘结粪》)，告诫医者“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因证数攻》)，切勿中道生疑，不敢再用，以致留邪生变。如治“朱海畴者，年四十五岁，患疫得下证，四肢不举，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上苔刺，问其所苦不能答，因问其子，两三日所服何药，云进承气汤三剂，每剂投大黄两许不效，更无他策，惟待日而己，但不忍坐视，更祈一诊。余诊得脉尚有神，下证悉具，药浅病深也。先投大黄一两五钱，目有时而小动，再投舌刺无芒，口渐开能言。三剂舌苔少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汤，五日复生芒刺，烦热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气养荣汤，热少退。八日仍用大承气汤，肢体自能少动。计半月，共服大黄十二两而愈。又数日，始进糜粥，调理两月平复。”(《因证数攻》)按：清代医家徐灵胎尝云：“凡述医案，必择大症及疑难症，人所不能治者数则，以立法度，以启心思，为后学之津梁。”观此案，乃疫病之重症患者，吴氏细心诊察，于至危至险症情中作出“下证悉具”的明确诊断，果断地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攻下之法，终使病情获得转机，患者转危为安，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拯危症于顷刻。这种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的学术观点，若非久经临床、熟谙治疫的大家，断难有此卓识，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其为后学之津梁，自不待言。在上述学术思想主导下，吴氏在祛邪法的应用上，不赞成用黄连一类苦寒药物，认为其药性“守而不走”，尝谓：“若以黄连解毒汤、黄连泻心汤，纯乎寒凉，专务清热，既无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从窍而出，是妄其本，徒治其标，何异于小儿捕影。”与此相反，他对大黄之类攻下药物则推崇备至，认为其药性“走而不守”，如说：“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向之所郁于肠胃之邪，由此而下，肠胃既舒，在膜原设有所传不尽之余邪，方能到胃，乘势而下也。譬若河道阻塞，前舟既行，余舟连尾而下矣。至是邪结并去，胀满??除，皆借大黄之力。”(《妄投破气药论》)逼真的记述，形象的比喻，如绘地说明了下法的作用，主要是在于开通人身窍道，使邪气有径可泄。下法如是，汗法、吐法，莫不皆然。吴氏此等见解，堪称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我们姑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有失偏颇，但无疑给现代临床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处方用药，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启发良多，值得再三玩味，未可草率读过。 　　吴又可治疫重视放邪出路是有其深远学术渊源的。《内经》在讨论热病等治疗法则时就有明确的论述，如《素问?热论篇》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又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尽管汗、吐、下三法有异，但祛邪外出则一，实乃放邪出路的具体体现。《伤寒论》继承和发展了《内经》旨意，在治疗外感热病中广泛应用汗、吐、下诸法以祛除邪气，如麻黄汤之开腠发汗，桂枝汤之解肌散邪，瓜蒂散之涌吐，承气汤之攻下，五苓散之渗利等，为后世应用祛邪法特别是放邪出路树立了典范。金元时期，刘完素制防风通圣散治疗温热病，即是一首放邪出路的典型方剂，方中防风、连翘、麻黄、薄荷、荆芥解表发汗，使邪从肌腠而出；大黄、芒硝通腑泻下，俾邪从谷道而泄；茯苓、滑石甘淡渗利，以冀邪从小便而解，可谓是三管齐下，大开窍道，给邪以出路；尤其是张子和，治病十分重视攻邪，尝云：“邪气加诸于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汗吐下三法该尽治法诠》)其“攻之”、“去之”之法，他概括为汗、吐、下三法，其意亦无非是开窍道，放邪出路。显然，吴又可是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