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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连元生来就是说书 　　“醒木轻敲小扇翻，胸饶野乘口成篇。 　　与君一席评今古，占毕诗书胜十年。”这是评书的魅力， 　　也是说书人的写照。田连元无疑是说 　　书艺术的巅峰人物。他出身说书世家，父亲病重，辍学从艺； 　　生逢乱世，经历战争，当过难民?他是旧书摊儿上的学生，自学完成初中到大学的文科课程。他23岁成名，也经历了“文革”，罢官挨斗，下乡务农， 　　穷困潦倒。他第一个把长篇评书搬上电视荧屏，看他说书比听他说书更过瘾，一招一式，矫健利落，被称为电视“评书教父”；他在评书中 　　塑造的皇帝、将军、盗贼、 　　平民等形象深入人心，诙谐幽默的表演风格以及 　　有意打破传统评书程式化的语言方式 　　被人称为“田氏风格”? 　　说书世家，被逼说书 　　我们家是说书世家，我祖父说书，我父亲说书，在那个年代到我这辈上，历史的必然，我的任务就是说书。 　　我并没有天分，顶多就是耳濡目染，小时候爱听书，经常随父亲到书场里。有时观众席中没有座位，我便拿一个小板凳放在台上说书人的桌子底下，坐在那里听父亲说书。 　　有一次听父亲说《小八义》，说到阮英注目观瞧时，台下观众忽然笑了，我下意识地从桌下伸出头往上看，原来是父亲使了个缩腮猴相儿，可观众再次大笑起来，这次是笑我从桌子下边探出的头。父亲用扇子朝我脑袋上打了一下，说：“回去！”我立即缩回，观众又笑了。 　　那时候就是一种爱好，小孩子没有什么选择性，也没有思考，觉得听故事好玩。我的父亲母亲对我就一个要求：长大说书。他们有意地让我从小耳濡目染，接触这门艺术，压根没打算给我更多选择，让我将来去当大人物，做什么大事情。在他们的思想境界里，说书是最好的。后来我念书了，才知道这社会还有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的职业选择，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说书的民间艺人地位卑下。我念了五年书以后就不再想说书了，觉得没什么意思。那时候立了很多志向，想当作家，想当科学家，想开飞机，起码要开火车，就是不想说书。 　　五年级，因为父亲有病我不得不得辍学学艺。学艺的最初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这个。六七岁时我曾经上台唱小段，那时还无知，让我唱我就唱一段，当是玩。而上了五年学，已经14岁的我开始有自己的主见了，打心底里抵触干这行。 　　我到了父亲做艺的地方，那是天津市最中心的地带―南市东大街蕙联公寓。这繁华热闹的都市中心，和我上学的南郊咸水沽镇的平静安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心里潜藏着一种凄凉和失落，觉得周围的繁华和热闹与我毫不相干，始终消除不了失学的孤独和少年的苦闷。从此我便开始了单调的、苦涩的、几乎一成不变的学艺生活。学书当然要下功夫，每天早晨5点起床，学弹、学唱、学说故事，步行40分钟去找拳师学形意拳，干什么专业在学徒的时候都是很苦的。 　　最早的时候我一直想改行，但是无路可走，家庭的现实逼着我要干这个。后来离不开这一行，是因为真正干上了这一行，也觉得自己能干这行。我一想我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就只能想办法把书说好。 　　我的学名原叫常庚，后来改为长庚。辍学学艺时，到师傅那里求起艺名。师傅让我找师爷，那是一位整天戴着老花镜捧着线装书、苦读不停的老学究―一位清末秀才。他一听说起名字，便摘下花镜擦擦，很感兴趣地问：“你都起了什么名字啦？” 　　我说：“有人给我起名叫田连池，我觉得水太多，还有人说，叫田连俊，可我并不俊。” 　　师爷说：“叫田连俊不行，你师爷辈的有个叫蔡士俊的，这犯了名讳啦！要不叫田连润？”我说：“田连润太绕嘴，连着润，这田地是不是该涝啦？”师爷笑了，说：“你们师兄中，天津有个张连仲，北京有个赵连甲，还有个马连登，都是顺着科考这线上来的，金榜连登，连仲连甲。干脆，你就叫田连元吧！”我一听觉得这个名字叫着顺溜，于是就叫了田连元。 　　 　　第一次登台，9个观众 　　17岁我正式登台说长篇书，很没有信心。 　　那天台下只有9个观众。我坐在台上，身旁是父亲抱着三弦等候着给我伴奏，我用表面的镇静掩饰着心慌意乱。一场书说下来，台下还剩6个人。我说完了这场书，如释重负。下台后我就跟父亲说，我干不了这个。父亲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干什么去？”这句话把我问得无言可答，我能干什么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小学五年级辍学，连个最低的文凭都没有。 　　我父亲认准了学这个玩意能养家，他在病中，我是老大，有母亲、弟弟、妹妹，就指着我挣钱养家，尽管挣不了多少钱，但在那个时候若是改行，我真的无路可走。 　　后来我通过自学完成了大学课程。在天津学艺时，我经常泡旧书摊，一本书五分钱看一个礼拜，那阵父亲也不管我，我什么都看。《三国演义》是半文言的，看得似懂非懂。《聊斋志异》我看完白话版再买一本原文的对照着看，揣度每句话的意思，那个时候我连《福尔摩斯探案集》都看了。这样不受限制的滥读对我很有用。要是在学校，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