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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第一”看李渔整体戏剧观念 　　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中国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的某些章节对戏曲规律的把握精细深刻。它不仅继承了在他之前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家的精华，而且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探寻到戏曲的总体艺术规律，总结出了一套完善的创作理论，成为了后世研究戏曲的典范。 　　李渔在《词曲部》开篇即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剧本编制观念，这是他的戏剧理论的主要特色。他在“结构第一”的开篇总论中说：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这段极为重要的论述体现了李渔对结构的整体观念，这段话不仅体现了李渔对外在结构的看重，也体现了他将内容与结构统一看待的观念。 　　李渔所提出的“结构第一”，是指戏曲剧本全局的构思布局，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谈的情节关系的“结构”。而如何建制结构，建制结构的原则又是怎样?李渔在《词曲部》中提出了七个准则。 　　第一、“戒讽刺” 　　这是指戏曲的社会功能。李渔在书中的《凡例七则》直言自己作书的目的是“纯以劝惩为心”。中国自古以来的诗文创作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戏曲艺术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的代表同样具备这种特点。对于戏曲的社会职能，李渔认为戏曲的根本目的在于“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是一种宣扬教化、劝善惩恶的社会工具。李渔反对把戏曲创作作为一种个人发泄私愤的工具，也反对把戏曲当作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主义创作。因此，他要求戏曲编剧在创作之前的首要任务是“涤去此种肺肠，务存忠厚之心，匆为残毒之事”，对于编制剧本，他提倡“报恩”。反对“报怨”，提倡“劝善惩恶”，反对“欺善作恶”。在本节中，李渔对于戏曲的社会职能的认识虽然具有传统封建文人所具备的宣扬教化、维护风化的封建道德观，但是李渔已经从编剧的创作主体的角度认识到编剧编制剧本的功能在于将戏曲艺术作为“社会的”而非是“纯个人的”艺术去创作，这种对戏曲的社会职能的认识是一种戏剧观念上的成熟， 　　???二、“立主脑” 　　这是指戏曲创作中的立意问题。在戏曲创作中，剧本的结构、情节事件、人物等要素总要围绕着“主脑”即立意来展开，而李渔对于“立主脑”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晰的。他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论便是“一人一事”的编剧技法与准则，他认为“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一人一事”的创作准则，是经李渔提出后又被后世所认可并接受的一种戏曲创作规律，李渔认为这“一人一事”是组成结构整体的关键情节及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根据创作者自身的体验和创作目的而酝酿的戏曲作品的“核”，剧作家在创作之前务必要确定好所写剧目的“核”，整个剧目的其他要素只有紧密的围绕着这个“核”展开才能条理清晰、有条不紊，只有以此布局，才有结构的完整性。而具体到对“一人一事”的要求，李渔提出了“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在这里李渔提出了“奇特”的概念，也就是只有“奇特”的人物和事件才可以作为戏曲剧本的“核”，这是他对创作戏曲剧本塑造人物和选取事件的一条准则，而李渔在“立主脑”一节中所提出的戏曲创作方法论，以及他提出的在整体上构思剧本，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推敲的。 　　第三、“脱窠臼” 　　这是指戏曲剧作的创新问题。李渔认为古人把剧本叫做“传奇”，是因为剧中所写之人、所写之事非常奇特，没有人见过，所以把它写出来并传了出去，因此而得名，由此可见，不是新奇的事不作传奇，而“新”就是“奇”的别名。李渔倡导“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可见，李渔是非常重视在传奇剧本中的创新问题的，他把“新奇”作为一个剧本的生命所在。而李渔又认识到在创作时要推陈出新是编剧的一大难题“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但是“窠臼不脱，难语填词”。李渔虽然没有具体提出戏曲创作中推陈出新的方法，但是他的这种创作观念和审美方式对于戏曲创作同样值得肯定。 　　第四、“密针线” 　　这是指戏曲剧目的情节事件的内在衔接问题。李渔以“剪碎”和“凑成”来喻作写戏的过程，来说明剧作者在创作时提炼素材和概括素材的重要性，而李渔认为衔接素材最重要的是“针线紧密”，“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在这里，李渔提出了三个重点：第一，剧作者要注意人物与情节的前后发展过程中的关系：第二，注意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