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进程中“拿来主义”.docVIP

农业进程中“拿来主义”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一段“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常被我们忽视，然而，它对于中国农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却着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胡化”的生活 　　 　　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豇豆（胡豆）、菠菜……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蔬菜其实都是汉唐时从域外引入，宋朝以后引入的棉花和甘蔗，更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对域外作物的引进一直持续不断，而秦汉、唐宋和明清，无疑缔造了其中的三次引种高潮。 　　 　　汉唐时期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宿麦（冬小麦）的推广普及与苜蓿的大量种植。宿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黄河流域的农作制度，在缓解青黄不接、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饮食文化变革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式颁行两税法，将税费分为夏秋两季征收，标志着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完成了由春种秋收到秋种夏熟的过渡。 　　另一种植物――苜蓿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清初王夫之曾指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汉唐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曾致力于良畜的引入，而农区畜牧业发展，优质牧草是重要因素之一。汉武帝时汉使从西域引入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成为汉唐马政的基本保证。后世西北有较多名优家畜品种，有人认为苜蓿的引入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原农区，苜蓿种植已经超越了既定的牧草含义。苜蓿嫩苗可视为蔬菜，作为初春时令菜肴；长成之后，可以作为优质牧草；同时加入轮作制度，成为重要的肥田倒茬作物。 　　 　　宋清间引种的经济作物与高产作物，对中国后来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依存于中国传统农业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以农产品为基本原料的轻工领域，与宋、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业生产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对应关系。棉花、烟草、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主要用作相应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纺织、榨油、制糖、烟草加工等逐渐与农业部门分离，成为独立产业。大量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投向发展经济作物，客观上不利于粮食种植业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粮食的供求压力。宋清间人口数量呈急剧增长态势，粮食生产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高产作物的引入对于缓解粮食供应矛盾、促进农业商品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唐间丝绸之路引种作物，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影响相对较大；而宋清间海交之路开通后，引种作物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则是整体性的、全局性的。 　　 　　风土适应的历练 　　 　　大量的作物涌入人们生活，如何使它们适应中国的风土，却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它涉及到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各个方面的对接与适应。我国从世界各地引进的作物，经过精心的培育和驯化过程，很多物种和原产地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古代农作物的异地引种，首先遇到的就是风土适应问题。正确处理风土适应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作物引种的成功经验之一。 　　一般来说，引种地与种源地间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接近的，引种就容易获得成功。我国古代农业大致以长城、秦岭－淮河、长江、岭南为界，从北向南依次形成不同地域类型，能否解决风土适应问题就成为引种成败的关键。橘生淮南、淮北的故事，强调的是水土差异；贾思勰亲眼所见朝歌大蒜变为并州百子蒜，是因为土地的差异；唐代曾在长安宫廷试栽柑桔，偶有成活结果，但后来情形如何便不得而知。基于这一认识，汉唐间作物引种大致是以丝绸之路为轴，以东西向的沟通与交流为主。这是因为丝绸之路沿途皆属北半球中纬地带，彼此间的作物引种有着较好的风土适应性。由西域传入的大量物产“植之秦中，渐及东土”，逐渐成为中原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 　　宋、清间以高产、经济作物引种为主，引种地域与范围明显扩大，风土适应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作物传播路径，大致是以渐进的风土过渡方法，使引种作物逐渐改变习性，进而适应新的环境。玉米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了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山地后平原地区、先春播后夏播的演变历程。番薯原产美洲，大致由广州、泉州、福州三地传入中国，解决了种蔓与种薯的安全越冬问题以后，迅速在长江、黄河流域普遍种植。《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在谈到棉花在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推广问题时，也对风土适应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阐述。实践证明，“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 　　因时因地制宜始终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命题与指导原则，但是对自然与客观规律的尊重，并不等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比较明确地批判风土限制说，形成相对科学的风土观始于元代。人类要通过“谨于树艺”和“种得其法”，进一步促进新作物的引种和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