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薛福成的经济改革思想.docVIP

略论薛福成的经济改革思想 【摘要】:薛福成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尤为突出，虽仍不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痕迹,但因其曾出使国外,使之有可能将中国经济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基本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具有了世界性眼光,提出了工商为先，以商为本的思想， 呈现出与前人迥异的时代色彩，他的以工商立国的经济改革思想构成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全景蓝图之一，因此他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本文拟就薛福成的经济改革思想进行剖析，以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 薛福成 工商立国 商本 言利 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大地上迸发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步伐。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些依附于何积极参加洋务事业的开明士大夫，日益增加了对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了解，呼吁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这些开明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早期的一批维新思想家。薛福成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早年长时间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受其影响颇深，富国强兵的洋务主张很突出。后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弊端明显暴露，薛福成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效法西方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经济改革思想。 一、工商立国和商本思想 薛福成在经历了晚清时期人口众多、民不聊生的局面，出使了欧洲的西方强国后，主张效法西洋，提出了“工商立国”等改良主义观点。他认为:“工商之业不振, 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因此, 他呼吁中国政府效法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近代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达到“商务殷盛”,“民主富厚”,“国势勃兴”之目的。 薛福成的商本思想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而产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批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城乡,对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观念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而传统的抑商观并未在其脑海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印象。而在他十二三岁时, 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他耳闻目睹了家乡的战乱和清朝军队的腐败无能，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遂“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摒弃一切而专力于是”。 接受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 他认为应恢复经济, 讲究“ 百世之利” , 而“ 百世之利”获得的途径是以“ 民垦”和“ 官垦”为形式的“ 开垦之政” 仿明代兴“ 军屯之政” , 勇丁“ 慕耕作之利, 势将奔走而归之” 。⑩可见, 薛福成当时的经济思想还是传统型的, 兴“ 耕作之利”的改革方案还属旧式的重农思想。随着西方经济侵略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民族经济凋零衰败。日益成长的薛福成,目睹中国“民穷财尽”,而西方列强却恃商夺利,每年“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两”〔1〕,顿感切肤之痛。求实致用的经世思想促使他正视现实,重视商品的重大冲击力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他摒除重农抑商传统观的影响,逐步形成重商意识。这明显体现在他早期较有影响的几篇著作中。在1865 年的《上曾候相书》中,他开始看到商人所纳之厘金是财政之重大来源,“国计之不能不藉资于厘金者,势也”〔1〕； 到1875 年的《应诏陈言疏》, 他提出了整饬内政、讲究外交的 10条海防建议, 把恤商情独列一条,作为自强之道；其中“ 造船” 、“ 商情” 、“ 开矿”等项颇具特色。他建议兵船和商船不可合二为一, 一船不可二用, “ 以兵船卫商船, 以船税养兵船” , 赞扬轮船招商局的建立, 是“ 夺洋人之所恃, 收中国利权的长策” , 呼吁国家对商业采取保护措施, “ 务使有利可获, 官吏毋许需索, 隐分洋人之利” 。⑩对于开矿一项, 薛福成提出应用近代机器“ 兴中国永远之利’, 并指出开采方法有官办、商办两种。 70、80年代之交, 薛福成的思想虽仍有洋务烙印, 但维新思想已占主导地位, 这具体地反映在他的《筹洋刍议》中。在《商政》篇中, 薛福成提出“ 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 , 中国要富强“ 惟有自理其商务而矣”的观点, 进而又提出振兴商务有三个要端：一曰“ 贩运之利” ，即发展运输业，使我国自造的船只得以充分利用，促进造船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与洋人分利的目的；二曰“ 艺植之利” ，即发展农业，增加中国死丝、茶出口，用赚外汇的办法增加国家财源；三曰“ 制造之利”,即发展工业。但他不赞成开办官办企业，主张利用私人资本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提出与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