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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诗歌探索与前进 　　 内容摘要：谈及翟永明的诗歌，我们应该肯定她在“女性诗歌”、女性创作上的价值和贡献。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的价值绝对应该承认，然而这不能作为唯一的艺术评判标准，翟永明诗歌的内容与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此。翟永明诗歌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对特殊题材的占有，她不断创造、不断开拓的能力让她的诗歌展现出更具个人化的风格和魅力。翟永明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一直不断探索、深化，从“女人”出发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由之境。 　　 关键词：翟永明 女性诗歌 诗歌视野 　　 每当我们谈论到翟永明的诗歌，不自觉的就会想到“女性诗歌”这个词。翟永明的很多诗歌以表现女性生存和生命经验为主题，对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和意义，她的诗歌也曾一度因此被推向时代的高处，然而这不能作为唯一的艺术评判标准，翟永明诗歌的内容与意义也不仅在于此。无论是对男性创作还是女性创作，要取得文学上的意义，其衡量标准应该是超越性别的更高层次的“艺术本身”。翟永明诗歌的成功与其他的成功者一样，并不依赖于对“女性”这个特殊题材的占有，而是在每一次既有的创作上不断创造和开拓，表现出更具她个人化的风格魅力。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精进，从“女人”出发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由之境。 　　 翟永明早期诗歌创作，如她自己所说：“我在80年代中期的写作曾深受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尤其是普拉斯和洛威尔……”①展现出大胆、直露、独白式的创作风格，字里行间洋溢着一泻千里的激情，诉说着女人的痛苦、渴望，向世界发出几近拒绝的呐喊。诗人当时的诗歌创作以《女人》《静安庄》为代表，借自白派的力量将内心的绝望、激愤、忧惧……集中迸涌而出，发出了震撼时代的声音。然而“独白”具有过于浓厚的排他性，无依无靠的“我”成为诗中唯一的角色和人称，不免造成简单化的趋向。 　　 上诉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翟永明的诗歌创作，诗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进入90年代后，诗人逐渐远离了长久缠绕她的苦痛情绪和个人梦魇主题，也逐渐远离自白派诗歌语型和情绪强度的巨大影响。到90年代后期一直走向新世纪，她的创作都不断走进开阔的境地。诗人开始逐渐有意识地从独白中走出，试图走入喧闹的生活，采用更冷静客观的陈述。在情感经验表达上，对象不再是“我”情感经验和精神“独白”的单纯载体。例如在《咖啡馆之歌》《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剪刀手的对话》《小酒馆的现场主题》等作品中，“我”并不仅是或不再是诗中唯一的主角，出现了“你”，“他”。“我”不再作为纯粹的抒情独白者，而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旁观者，以从容、大度、旁观的心态来关照世界。这时的女人，从“我”的无助、呼求话语权，逐渐走向对世界的冷静“陈述”。 　　 人称不仅是代名词，它的使用是有着不同意义的。不同人称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的立场、态度和潜在的目的，隐含着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观照世界的方式。翟永明后期的诗歌创作，越来越大量的运用“我”“你”“他”“我们”等人称。尤其是第三人称“他”的运用尤其具有意义，带来了“我”的立足点的转变和唯一抒情身份的动摇，呈现出更广阔的视野。此外，翟永明还把“我”转化为“我们”。一己的情感上升为“我们”共有的经验，表现出对人类共同历史命运的关注。 　　 在诗歌风格上，90年代后期至今，翟永明的诗歌变得简洁而隽永、明朗而清畅了，对世风的反讽，对人精神困惑的揭示更内在更波澜不惊了。这时期的创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极少主义”的原则搭建她的纸上建筑――“某些过去为我所忽略的词语如今带给我欣喜的快感……如今我在其中发现了多种可能性……《女人》那一阶段的狂热激情也带给了我诗中某些雕饰和粗糙成分……一次，我置身于一个四方的、极少主义的窗户，发现窗外那繁复的、琐碎的风景被这四面的框子给框住了，风景变成平面的，脆弱而又易感，它不是变得更远，而是变得更近，以致进入了室内，就像某些见惯不惊的词语，在瞬间改变了它们的外表。于是我想到：对于一个词语建筑师来说，那些目不暇接的，词与词的关系和力量，那些阻断你视线，使你无所适从的物和材料，是无须抱怨的，我们只是需要一个二维的、极少主义的限制”。此后，翟永明逐渐把这种追求在出色的文本中展现出来，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 　　 当然，要使这种“极少主义”不让诗歌失色，就需要诗人丰富的经验和凝练的语言力量贯注其间。翟永明所言及的“少”，是删除诗中多余的铺排式叙述和姿势张狂般的专断抒情，抑制那些突兀的刺耳的声音，对诗歌的语势和音调进行克制。然而，诗歌话语之少，决不等于它语境包容力的减缩。这里的“少”，是一种质的抵进，诗人以良好的语言节制关注诗歌和世界，进而与生存世界建立了一种更可靠更谦逊也更深邃的关系。 　　 现在的诗歌创作面临困难的境地，除了体制的限制，还有来自时代、媒体、高科技发展、商业以及语言本身有形和无形的掌控。所以这更坚定了翟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