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古代文D3-L35-韩、柳散文艺术成就.docVIP

教学素材 第35课 韩、柳散文的艺术成就 自初唐起，散体文缓慢发展，这中间不可忽视的是韩、柳的开拓之功。韩愈的论说文、杂文与碑志，柳宗元的杂文与山水游记，都是散文的典范之作。 散体文的创作高峰是在中唐时期，但这个高峰是建立在此前散体文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唐初三四十年的文风仍延江左之旧，但在一些总结历史、议论时政的文章里，已较少浮词赘典了。李纲、孙伏伽、房玄龄、岑文本、颜师古等人的奏疏，大都质实可读；魏征的《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等，虽为骈体，却多杂散语单句，用笔简劲，一扫浮华，显示了文风转变的契机。而王绩的《答冯子华处十书》、《无心子传》、《醉乡记》、《五斗先生传》等，用语更为明白晓畅，情感也真切自然。 陈子昂的出现，在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上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他的一些章表奏疏，多用间有骈句的散体写成，绝去雕饰，“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有名的《谏灵驾人京书》以激切的言词谏阻高宗灵驾西归，说理严密，气势逼人，文风颇似此后陆贽的奏议。从陈子昂开始，直至开元末，写散体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体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皆行文错落有致，明白晓畅。张说还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使得内容沉实厚重，这对后来韩愈碑志的写法是有影响的。 这一时期最有生气的散体之作，是那些出自诗人之手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诗人的激情和意绪注入文中，使文既具有诗的特点，又不失文的本色，形成了盛唐时期特有的“诗人之文”。李白《与韩荆州书》开篇即放言说道：“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也！”本为干谒之作，却说得洒脱磊落、气宇轩昂，展示出狂放不羁的诗人性格。《四六法海》评云：“太白文萧散流利，乃诗之馀。”正指出了其文的特色所在。他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崔颢的《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王昌龄的《上李侍郎书》，或言情写怀，简洁生动，或摹景绘色，妙造自然。与此前重说理、议论之文判然有别。 天宝中期以后，文章由骈而散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元结、李华等人已写出很好的散体文。如李华的《着作郎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元结的《述命》、《述时》、《订古》、《七不如篇》，都能以简洁真切、不事华藻取胜。特别是元结，其《菊圃记》、《右溪记》诸篇，观察深刻，写景细致，于平易中寄寓感慨，发为议论，精警动人，已开后来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随着建中元年科举策问开始使用散体，文体改革的声势益发高涨，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高参、崔元翰、唐次、陈京、齐抗等，都积极地加入了这一潮流，权德舆、柳冕等人也大量使用散体的形式来写作，影响所及，以至出现了陆贽那种已十分接近散体的骈体奏议，这说明以经过缓慢的发展之后，散体文已被普遍接受。 不过，除少数作者之外，这时的散体文似乎还不具备与骈体文一争高下的实力，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大都是对先秦两汉文体文风的模仿，语言和表现方法显得陈旧，生气不足而因袭有馀。清人赵翼所谓“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两汉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廿二史札记》卷二○），指的便是这种情况。此一情形的改变以及文体文风改革的成功，是在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的出现，便得散体文的创作生面别开，气象一变。苏轼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文公庙碑》），这是很深刻的看法。 韩、柳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如前所述，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从辞采来说，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用韩愈的话说，就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清人刘开曾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在破坏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散文的重建。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南阳樊诏述墓志铭》）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锁句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