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docVIP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与路径优化 谢治菊 摘要: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常常通过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威胁、围攻基层政府、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手段表达利益诉求，给政府施加压力。探寻深层原因，主要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滞后与短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与单一、基层政府基于自利与无奈的行为失范以及农民传统意识与组织化程度影响，应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强化制度供给，疏通并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等路径来优化。 　　关键词:越级上访;扩张;合法性;利益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典型表现是农民的政治参与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村民们不仅有选举投票、信访、投诉、向上级提意见等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也有宴请、越级上访、暴力对抗、游行静坐示威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形式与程序而在制度外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一种突破现存制度和规范的无组织现象，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因此，对当下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的现实进行审视，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审视: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调查 　　2010年3－6月，课题组在对教育部项目“风险社会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有效治理研究”进行大规模实证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新时期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行为比较突出，给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于是，2010年7月，课题组专门对此进行了补充调查。囿于经费、时间的压力以及该问题的敏感性，我们采取的是电话调查的方式。调查在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1－4年级家住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的本科生家庭中进行，随机选出了350名家住西部少数民族农村达10年以上的学生，然后让他们对其父母进行电话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到西部12省的285个村，调查内容为“该家的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近10年来是否通过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参与的形式、频次、原因、结果等”。为了保证调查结果公正、客观、有效，课题组首先对学生进行了调查技巧的培训，然后随机抽查部分家庭的调查情况进行核实。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3份，问卷回收率偏低，为63. 7%。调查显示，近10年中，共计253人次的村民采取拉拢干部、越级上访、暴力对抗、静坐游行示威等非制度化手段参与政治，参与总频次高达351次，是调查总人数223人的1. 6倍。村民非制度参与的目的是争取合法利益、避免个人利益受损或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一)通过宴请、送钱、送礼等手段拉拢干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分层加剧，具有各自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大量形成，这些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由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便借助个人方式参与政治，拉拢、收买决策者，进行权钱交易，从而达到公共资源分配向其倾斜的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宴请、行贿的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和执法人员，行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土地规划、承包合同、扶贫救灾物资分配、拆迁或占地补偿、计划生育、子女入学参军等方面给予特殊待遇。在收回的223份有效问卷中，有153人承认10年内曾一次或多次为了自身利益拉拢(我们认为它们的大多数行为还够不上行贿)过村干部或乡镇工作人员，共200次，占样本总量的68. 6%，收买的方式主要为宴请、送钱、送礼。其中，承认10年中同时通过送礼、送钱与宴请3种手段拉拢干部的有42人，占样本量的18. 8%。 　　(二)个人或集体越级上访明显增加。上访本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合法方式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合法权力，它有严格的程序与形式，只有符合法定程序与形式的上访才是合法的上访。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以越级上访的方式表达愿望与利益诉求。这是一种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反映的多是一些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官官相护、司法不公正而长期拖而未决的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也有村民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近10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农民越级上访人数与频次明显增加。在我们调查的223人中，承认曾个人越级上访的有28人，占调查村民总数的12. 6%，集体越级上访的有25人，占11. 2%，二者合计53人，占样本量的23. 8%。贵州L县Z村村民尹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让自己的违章建筑在修高速公路时得到不合理的赔偿，夫妻2人曾5次直接越级到北京上访。为了解决此问题，该乡曾5次派工作人员将其从北京接回，前后产生费用共计34万元(含给尹某的拆迁赔偿款9万多元，尹某夫妻2人以及2名乡政府工作人员5次到北京的所有开支)。由于越级上访者一般带有强烈的愤怒与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