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中国先秦政治哲学发展.docVIP

司马迁与中国先秦政治哲学发展 关键词：诸侯国 城邦 司马迁 政治哲学 摘要：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哲学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司马迁在中国政治哲学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司马迁的官吏出身以及其后所遭受的政治待遇决定了司马迁人格的形成。司马迁的史学观力求真实，爱憎分明。司马迁的孔子传说明了他承孔子继先哲王的素王精神，《史记》笔法只能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这种行为是政治的，是继孔子立法后的又一次立法行为。 正文：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古典希腊哲学出现在希腊本土以及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小亚细亚西部、意大利南部，是西方哲学最初发生和发展的阶段。古希腊哲学发展进入了苏格拉底时期后，哲学家们思考的外延不仅局限于自然世界的探知，更多的开始考虑人的问题。于是政治哲学的雏形在思维的碰撞中孕育。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先秦时代也逐渐进入尾声。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更为直接的去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或其他思想流派，都脱离不了政治。而在政治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司马迁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政治哲学简介 利奥·斯特劳斯认为，按照相拉团和亚里士多德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政治思想不能避开价值观念，无价值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甚至在确定政治这个词的意义时，任何人都必须涉及到目的，并在阐述全然是政治性的目的时，还为评价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确立了标准。再考，政治哲学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即哲学，或寻求智慧的一部分，亦即寻求普遍性知识，寻求知识的总合的一部分。因此，就政治哲学而言，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社会学上，今天政治哲学的含意及其富有意义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一点自从它首次出现在雅典的那个时代以来一直是如此。一切政治行为的目的，不在于保守就在于改革。当我们希望保持现状时，便要预防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当我们期待变革时，则希望情况变得更好些。一切政治行为都受某种较好的或较环的思想所支配，但无论较好的思想还是较坏的思想部含有正确的思想。意识到支配我们的一切行为的正确性，就具有了见解的特征：它不再是可疑的，但经过考虑之后，证明还是可以提出疑问的。就我们可以提出疑问这个事实来说，它招引我们趋向于不再是可疑的正确思想，趋向于不再是见解而是知识。因此，一切政治行为本身就具有趋向于正确知识的目的性，亦即对于美好的生活或健全的社会的目的性．因为健全的社会在政治上是完善的。 政治哲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而也就是用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政治事务根据其性质会受至0赞同或反对，选择或拒绝，歌颂或责难。就其本质而言，它不会是中性的，而是要对人的顺从、忠诚、决心或判断提出要求。如果人们不按照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作为判断的标准，认真地提出明确的或含蓄的主张，也就是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良与正义的标准夫衡量政治事务，人们也就不会理解政治事务是什么。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理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处理本学科的论题，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 秦、汉时期的城市体系形成和发展 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发展是与城邦密不可分的。在古代希腊，城邦（polis）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其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希腊城邦小者如厄齐那只有100平方公里，较大者如斯巴达，其领土也只有8400平方公里。雅典是2550平方公里，当其全盛时代，居民共约40万。 从形式上看，春秋时期的中国诸侯国形式上与希腊城邦制非常接近。两者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并且规模较小，人口较少。但是中国的诸侯国是自上而下分封的，古希腊的城邦则是自发形成的。所以在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必然存在着很多不同。 而到了秦汉时期，国家形成了大一统。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进入了一个更高速的前进过程。在这大一统的政治形势下，随着国土开发和地域经济的发展，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和郡县制行政体制的设置，形成了一系列层次分明、规模不等的各级行政中心城市：首都——郡城——县城，等等。其次在经济上，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采取“平准”、“均输”政策，促进了国内商业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另一方面，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也促进了以地主庄园主经济为特色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从而带来了遏制、削弱这一时期城市及其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区域经济因素。 因此可以认为，秦、汉时期城镇体系的发展机制，主要在于行政中心的设置和重要商品集散中心的形成，其组成是以首都为中心，郡城为骨干，县城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