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教育.docVIP

生活与教育———杜威“教育即生活”与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之比较 生活与教育,一直是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笼统整合———分离———重新整合三个阶段。在原始社会,教育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产生,教育此时是上代将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传递给下代的桥梁,有生活便有教育;随着生产的发展,教育从生产与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有专门从事教育的人,有专门供学习的地方,有专门进行学习的人;随着社会的继续推进,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独立式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儿童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重新提出要将教育与生活整合,这种整合是超越了原始混沌的笼统的整合,是更高水平上的整合。 在近代,对教育与生活之关系探讨较多的应首推杜威,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主张;在我国,生活教育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陶行知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学做合一”等流传至今,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观点与陶行知的观点只是语序作了变换,那么,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一、两个命题的相同之处 对生活与教育之关系的重视 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这两个教育观点中,人们能够发现杜威和陶行知都是很重视生活与教育的关系的。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包含了两层意思:(1)教育为社会生活之必需,杜威认为,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2)教育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必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如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说的:“社会不仅通过传达、通过传递而继续生产,而且可以公正地说,在传递中、在传达中生存。”“不但社会生活和传达是一件事,而且一切传达(因此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意义。”他所说的“传达”其实也就是“教育”,因此“教育即生活”。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更倾向于一种“大众教育”,在他眼里“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他认为要让民众在生活中接受教育,他还提出“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便是一所学校,因此“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二者是统一的。 这里有两则故事充分体现了陶先生在教学中如何体现“生活即教育”的教育思想。 1、上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