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之中西细想差异.docVIP

一 群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取向 在当今中国社会，尽管传统的群体主义已远远超过了它原有的意义，但人们对集体或群体仍有很强的归属感。据喻国明等学者全国性调查，有61．3％的被访者表示“我们对集体荣誉看得很重”。集体对中国人的凝聚力的指数为55．83（按百分制计算）。天人合一必然导致群体取向，就如同天人相分势必导致个人主义取向一样。 群体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群体取向，二是他人取向。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等级差别的社会，做事情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严格遵循人伦界定的规矩，不可越雷池一步。在处理个人与集体或环境的关系方面，人们被要求做到“克己守道”，“贵有自知之明”，“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自我压抑”，“与集体或领导保持一致”，因为强调自我压缩，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无我文化（1-lessculture）。人们习惯于避免“锋芒毕露”，因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个人主义被视为无父无君无友的忤逆，是要严加防范的恶行。 他人取向（other orientated）是群体取向的伸延，表现在：中国人在做事情时，首先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严重时会出现“人言可畏”的情况，这导致中国人重面子和面子功夫，做了不合身份的事情就是不要脸。这使中国人养成言行上不愿得罪人，逢人说好话的习惯，有时甚至于不惜说假话。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万事以和为贵。正如杨国枢先生所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并不重视内思外行的一致，也不在于先后的一致，而是随机应变，因人而异”。 群体取向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人们相互依赖达到万事必须凭“关系”的地步。群体取向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后果。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人谦虚，谨慎，相互合作，讲究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成功之时，把功劳归于集体、环境和他人的帮助（当然失败时也往往怨天尤人）。这种取向也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好静，习惯于忍让；并力求身心与整个环境的相适应。从消极的方面看，群体取向使人们缺乏个人进取精神，缺乏个人竞争意识，而且过分看重“关系”。“关系”已成为办事情或成功的重要手段，很多人已把拉“关系”当作处事哲学和生活的指南。 目前，尽管人们对关系现状评价微词颇多，然而维护融洽、和谐，仍是广大中国人所追求的人际关系。据喻国明(1994)等学者对全国3300位居民的调查，根据80万个调查数据分析，在我国，在上辈下辈、同事、上级下级，邻里关系中，有72．1％的人认为是“比较融洽”的关系。可见，在中国交际的目的是为了融洽人际间关系的提法是有道理的。 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极端崇拜个人主义。只要看看英文词典中的合成词中，有多少词是以self为前缀的就可以看出“个人”在美国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以self为前缀的合成词要超过100多个，如：self-control，self-esteem，self-confidence，self-reliance，self-dependence，self-denial，self-respect，)等等。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词典中是少见的，实际上，美国人都想成为self-made man或self-made Woman（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 GeertHofstede曾就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主义取向程度做过调查和比较，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取向占第一位，日本占二十二位，香港地区占三十二位，台湾占三十六位。可见东西方在个人主义取向方面的差异相去甚远。 在西方，个人主义这一重要观念充分体现在以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洛克)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之中。根据Locke的观点，“生物的个体是自然的基本单位”。哲学家Ballah指出，社会制度产生于存在社会秩序建立之前的为个人利益而行动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之中。这一个人本位的观点对早期美国社会发展影响很大，而且被著名经济学家AdamSmith用来指导经济建设。BenjaminFranklin把个人主义精神在其著作中具体化。他指出“上帝帮助自助者”。英国曾任首相的Churchil（邱吉尔）把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描写为：“我们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得到只有我们的名字而已，不是财产。我们必须寻找机会。我之特殊不是继承来的，而是我通过拚博取得的”。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渊源于十五世纪的文艺夏兴时代，在二十世纪它得以发展到顶点——譬如到1990年，在美国每一个个体都被当作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的个体，他的思维方式，行为都与别人不同。他们拒绝被人们称之为栗一群体的代表，尽管他们可以参加任何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