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学的早期试验.docVIP

教育社会学的早期试验 自1930年8月卢绍稷接任上海中学师范科主任一职时，师范科已初具规模，卢氏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主要有:重新修订师范生训练标准五条:第一条体格训练;第二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品德训练;第三条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为信念的公民训练;第四条科学训练;第五条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实际问题为宗旨的专业训练。联络教育机关，一方面借以研究地方教育的改进，一方面使本科毕业生有更多服务社会的机会。建议师范独立，并陈述理由如下:师范生之训练与精神，都和高中普通等科不同，即师范学校与中学之目的及训练完全不同;师范毕业生之所以要改业的原因，非师范生入校之年幼，乃在师范训练之不专;短期之三年训练，实不足以尽师范教育之能事;高中设师范科，是违反近代师范教育独立之潮流，只能认为是办理师范教育之代行机关，唯有6年一贯师范与专办后三年之师范学校，才能算是师范教育之正宗办法。恰逢1931年5月，江苏省师范科联合会在上海中学开会，卢绍稷遂向大会提出建议，建议江苏省教育厅自1932年起，恢复师范教育独立制度，分区设立师范学校，将各省校高中师范科，自该年起停止招生，并将原有二、三年级学生办至毕业为止。这个建议获大会一致通过，又经由该会常务委员会将决议案呈报江苏省教育厅，不久即获批准，如期改制。上海中学师范科亦遵令于1934年7月最后一班毕业即行终止，前后存在时间约七年。 上海中学师范科停办后，卢绍稷改任教务副主任，1935年2月升为教务主任。在其所任职务中，以教务方面任职时间最长、所作贡献最大。其间，他除了于每学期开学前制订教务进展计划及周历以作为实施的准绳、充实教学设备、办理招生等一些常规性的教务工作外，较为重要的有:修订中学课程标准。他认为课程编制必须依据三条原则:第一，根据教育厅颁布中学教育之目标。第二，适合地方与学生之需要。第三，注意中小学及大学教学之衔接问题。具体来说，初中阶段从第三学年开始，酌设选修课以试探学生兴趣与能力。高中各科课程中，凡关于公民基本训练之重要学科以及切于实用之学科，而为学生继续求高深学问所必需者，均定为必修科，同时于二、三年级酌设选修科，以适应学生个性与社会需要。此亦为上海中学课程特色所在。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实行各种相应的指导。其中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以入学指导和生活指导为主，二年级学生注重修学指导，三年级学生注重升学及就业指导，尤以升学及就业指导最为重要。成立学科研究会。先后成立了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学科研究会，就各科教科用书、补充教材、教学方法以及征文比赛、学科比赛等，经研究会决定后再分别实施。协助校长推广教育事业。卢绍稷认为，学校教育的功能，从青年学生方面来说，在谋他们身心的发展与经验的改造;但从社会方面来说，就在于帮助他们去适应社会以求发展，并能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以增进人类的福利。所以“学校不仅须能为培养人才的场所，须能为实施教育的主要机关;并且须能为改造社会与促进社会的中心机关，对于社会须有各种推广事业的措施”。其实上海中学在建校初，就十分注重实施推广教育事业。如开办暑假学校、举办民众学校、联络附近教育机关、组织中等教育研究团体等。卢绍稷的各项教务工作得到了时人的认可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赞扬，19 37年《视察省立上海中学报告》一文中指出:“教务主任卢绍稷‘任事得力，各项教导行政均能有条不紊’，均应予以嘉许”。于行政职务之外，卢绍稷在上海中学还兼任高中教育、史学、党义、公民等科目的教学，其中教育科主要教授三民主义教育法、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社会问题等课程，并将教学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他在讲授乡村教育、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等课程时，将平时所用教学讲义整理成论著发表出来，如《乡村教育概论》《教育社会学》《中国现代教育》等学术著作皆是如此。与此同时，卢绍稷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于校内组织师范科教育研究会，以研究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及教育实际问题，并组织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艺术等科教学研究会;于校外曾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市教育会等学术团体。1930年，与大夏大学校友孙亢曾、程宽正等十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建设社，是发起人兼任第一届理事，该会以研究教育之实际问题为宗旨。综合观之，卢绍稷在上海中学是结合自己“所学所教所办”来从事教育学术的研究，这便是他与上海中学之间最本质的联系。他正是以上海中学为主要平台，致力于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早期尝试。 教育社会学“中国化”的初试 同近代大多数学者一样，卢绍稷也非常关注乡村教育的研究和发展。他认为乡村教育非常之重要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关于“改良乡村教育”与“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之主张明载于“中国国民党政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