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桐城派.docVIP

曾国藩与桐城派 “汉宋之争”是晚清理学中特有的命题。“汉学”即乾嘉考据学，“宋学”指称的是理学。乾嘉时期“汉学”发展极为鼎盛。是时，汉学家指斥理学的空疏，对孔孟书中仁义礼智等理学主要观念亦别创新义，对周、程、张、朱之书，更是大为诟病。此时的桐城派虽以文学派别著称，但在学术理念上与汉学相对。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论述道：“桐城派之名益显，俨然足与当时之汉学相抗矣。桐城派之文字，注重义法，又谬于因文见道之观念，故规模狭小，失于拘谨。然朴实说理，颇能言之有物，较专以辞华靡丽尚者，为足多焉。”（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777页）又有“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似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槐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日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家互相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7—68页）可见桐城派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方面“尊宋学”，“以道统自任”；另一方面又造“古文义法”，兼“文”与“道”于一身。虽然它的“因文见道”的观念使其文学规模受到限制，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其“朴实说理”，“言之有物”的特性使其在许多学派中显得较为突出，故而能与“汉学”相对抗，因此桐城派的弟子大多具有理学倾向。可以说桐城派成就了理学家，也被理学家所成就。著名的晚清理学家曾国藩即如此。 晚清理学家曾国藩与桐城派有较深的学术渊源。有文为证：“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且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32页）连曾国藩自己在《圣哲画像记》中谈到为学时也说道：“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也。”（《圣哲画像记》，《晚清文选》，74页）可见他极为尊崇“桐城”，基本接受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更将文以载道的精神继续发扬，不仅使其成为晚清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还为桐城派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曾国藩梳理了乾隆以降的桐城派之学术授受。 在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对乾隆以降的桐城派学术授受有详细的描述：“乾隆以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潢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国藩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欧阳生的传习情况，时间跨度从乾隆末至咸丰时期，地域包括江西、广西、湖南等地，涉及人数近二十，而且最后还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皆以桐城派之主旨为学，尤其以秉承姚氏之论为主，认同于“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的学术观点。而此种学术思路正是姚鼐在乾隆中叶汉学极力摈弃宋学诸子义理之说时提出的，曾国藩认为此论点力排众议，虽然在当时显得孤立无助，但后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可见“道之废兴，亦各有时”（《曾国藩全集诗文》，245—247页）。 其次，他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理学宗旨，而且主张汉宋兼采，扩展了桐城派的发展空间。 桐城派诸学者在初期汉宋相争时多次做文以诋汉学破碎。姚鼐就曾论日：“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蔸而遗其钜，夫宁非其蔽与？”（《赠钱献之序》，《学案小识》卷五，44—46页）在此姚鼐指出汉学家专求名物制度，以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