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_论文.docxVIP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摘要]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 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关键词] 经济思想；中日比较；实学；石门心学；颜李学派；经济伦理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新探索阶段。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都还是以西方为主，大抵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和现代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无论21世纪是否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当“文化热”渐趋寥寂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①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作为再一个案，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历史背景, 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原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无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更为广博，其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①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完善。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这时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等人的拓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较深的影响。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②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即黄宗羲(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