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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政府级次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研究 　　（1．辽东学院，辽宁丹东118000；2．辽阳市财政局,辽宁　辽阳　111000 ） 　　 　　摘要：笔者在巴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增长数理模型，说明政府级次划分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并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事权划分的合理性、最优事权划分标准进行了检验与测算。 　　关键词：多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5?0018?04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的对财政理论分析，大多都是在单一政府级次上进行的，但是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绝大多数国家，公共物品都是由不同级次的政府分别提供的，即现行的财政政策执行是在多层次的政府或权限上展开的。如我国实行中央、省（直辖市）、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德国存在三级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各类地方政府，并相应地存在三级财政部门。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多级政府形式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由巴罗（1990）的具有公共物品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看出，公共物品的提供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率。然而,由于政府级次性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共同消费的。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相应的也决定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支出责任。一般认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则可以采取由某一个地区内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中央政府给予适当补助的形式。另外，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易了解地方居民的偏好，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更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此，研究财政支出规模优化问题，必须注意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财政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还必须注意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及相应的配套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事权是优化财政支出规模的前提。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几轮财政体制改革，中央政府不断下放权力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财政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占总预算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52．6%上升到2003年的69．9%,地方综合财政支出(预算内、外支出总和)占总综合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2年的55．3%上升到2003年的73%。根据Ulrich Thieben（2001）对分权的划分标准，中国已是高度财政分权的国家，财政的高度分权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其相适应，则会损害经济增长绩效与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基于此，笔者选择了从体制的角度来研究财政支出规模优化问题，对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合理性进行检验，并用计量的方法对中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最优标准进行测算。 　　 　　二、多级政府级次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理论分析 　　 　　为说明政府级次与财政支出规模及经济增长关系，笔者在巴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在该模型中，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公共物品的拥挤性，其它假设条件与巴罗的经济增长模型相同。与单级政府模型不同的是，受财政分权的影响，政府为企业生产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由多级政府进行提供。为简化模型，假设政府级次分为二级，企业获得的公共物品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 　　 　　经济中典型的企业从家庭租借资本、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公共基础设施、司法保障等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提供，企业按照一定的比例缴纳税收，税率为τ。假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即刻形成资本存量，企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可以省去劳动力因素，或使资本同时反映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使模型简化。 　　其中，k为资本存量，为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 α,β,,γ分别为资本、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产出弹性，其取值范围为大于0小于1，且满足α+β+γ=1。 　　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给定的价格序列 下，按照 进行生产，并使税后利润最大化。政府支出（G）由中央政府支出 与地方政府支出 构成，满足 ，财政实行平衡预算政策，即 ，地方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为φ，即地方财政支出 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为 ，即中央财政支出： 　　G?f=(1-φ)τy。 　　在这种分权经济中，企业与家庭面临同样的利率和工资率，经济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代表性家庭的最终债务为零。根据家庭问题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及零利润条件，在此情况下的宏观经济均衡解如以下最大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