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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保险箱品牌之路 　　宁波永发集团，这家成立于1988年的企业发展一直波澜不惊，和宁波的大多数企业一样，最擅长的是做贴牌。不过，和宁波的大多数企业不一样的是，它做的既不是服装，也不是鞋类的贴牌，而是给保险箱企业做贴牌。 　　按多数中国民营企业的贴牌路径，这只“保险箱”的故事似乎可以预见：在原材料不断涨价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如果列出永发产品在全球的用户名单，一些客户的来头着实能吓人一跳：美国中情局、美国宇航局、德意志银行、荷兰ING保险公司，甚至美国白宫里也有10年前永发生产的保险箱在使用。入驻奥运射击场馆，被国庆阅兵部队用于保管枪械。发展23年的永发集团，早已坐稳了国内同行业的头把交椅。 　　显然，永发集团在贴牌之后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之路。 　　2007年6月16日，韩国保险箱龙头企业BUMIL公司为宁波永发集团贴牌生产的首批防火保险箱试制成功，??始发往印度市场。生产和销售两头在外，开创了永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新篇章。 　　要知道，BUMIL公司在韩国并非泛泛之辈，在韩国是品牌知名度最高的行业老大。“我们虽然在韩国做得不错，但在开拓全球市场方面不如永发做得好。为他们贴牌生产，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出口。”BUMIL总裁赵邦吉说。 　　墙内墙外两头开花的永发集团，并非上天特别眷顾的幸运儿。回顾企业近20年的崛起之路，在国内保险柜行业围绕“质量”、“科技”、“标准”的三次大洗牌中，永发每一次都站在了潮头。 　　 　　柴油桶之痛 　　故事自然得从胡小良开始。1988年，24岁的胡小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辞去某国营企业的副厂长之职单干。他看准了一个行业――保险柜，这个行业的巨大潜力将被时间证明。 　　1989年前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宁波北仑区域，从事保险柜产品生产的工厂有200多家，形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块状经济。 　　制造保险柜的主要原材料钢板，那个时候不但十分紧缺，而且1万元一整箱的价格还须一次性支付，这让很多小工厂难以承受。厂家们于是另僻蹊径，买来当时价格比较便宜的旧柴油桶，打磨平整后当钢板用。 　　但就是这柴油桶，让胡小良在办企业过程中第一次有了切肤之痛。有一次，公司购买了一批化工桶，由于材料不好，生产出来的保险箱总是生锈。一年中，有十多台保险箱生锈，反复维修仍没有解决问题。“打铁还得自身硬”，痛定思痛的胡小良下定决心，在200多家保险箱生产厂家中第一个淘汰柴油桶，全部采用钢板生产保险箱。公司几乎赔进了两年的所有收入。付出总有回报。温州客户“大众商店”对永发报废坏保险箱的举动十分感谢，决定继续销售永发的产品。永发此举不但赢得了经销商的信任，保住了市场，而且产品质量有了提升，销量也直线上升。在其他企业停滞不前时候，永发当年产值实现了翻一番。 　　在保险行业初期，永发赢在了起跑线上。 　　 　　走进大城市 　　永发已经有了宁波、温州的一些市场份额，但保险柜品的传统市场在大中城市。但大果子不是那么好吃的。打入上海市场屡次失败，无锡、常州等城市的销售也不理想。他们总结出了原因：保箱柜这种笨重家伙运输成本高，商家普遍没有存货仓库。因而本地保险箱厂家因送货方便而占尽了地利。 　　上海，上海。永发必定要攻克这个堡垒。那就设个上海办事处。从定下设办事处到付诸实施，他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1991年9月16日，经办人员花了整整一天找房子，晚上终于在中山北路租到了一间小屋。可就是这10平方米的斗室，一年租金就相当可观。 　　可是有了根据地，他们就可以送货上门，商场只要摆上样品就行，销售局面马上打开了。 　　他们于是在市场上力推新产品――冲击微动式警报保险柜，不久之后，中百一店、华联等大商场都有了永发的产品。慢慢地，消费者发现，他们总能看到永发产品比别人要好一些，这些看得见的差别对比形成的落差，让永发的名头渐渐响亮起来。 　　1992年，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大发展，永发也把销售市场扩大到了北京、广州、沈阳等地。到了1993年，永发已经成了全国保险箱行业的“排头兵”。 　　 　　应时而动 　　20世纪90年代初期，永发进入了发展平稳期，但一场行业洗牌却突然开始席卷整个保险箱行业。1993年，国家公安部门通报了一系列保险柜失窃案件。保险箱在公共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开始受到公安部的重视，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防盗保险箱国家标准，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管理。 　　摆在国内上千家保险柜企业面前大抵有3条出路：要么按照国标生产，要么退出市场，或者，继续按照原来的标准生产，但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行业洗牌就是市场的重新整合，谁先抢到位置谁就赢了！”胡小良说。经过两年的准备，永发推出和销售执行国家标准的防盗保险箱，在宁波、上海、杭州等地淘汰旧产品。这在当时是冒险的，由于市场尚未有效整顿，执行新标准的产品在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