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总供求的经验与启示.docVIP

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总供求的经验与启示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能很快由低等收入跃至中等收入，但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就很难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跨越，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美一些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国家徘徊在人均 GDP3 500~6 000 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又常被称为“拉美陷阱”。2006 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4 260 美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处于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过渡阶段。中国正处于国家转型发展关键的十字路口：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视角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涉及经济增长所需各个生产要素与资源优化配置，供需理论可以说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良好理论基础。早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曾是资本主义时期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认为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该定律被随即兴起的凯恩斯理论批判，凯恩斯理论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而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与经济滞涨，以拉弗、乔治﹒吉尔德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兴起，强调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性地位，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历史演进看，供给与需求在调节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应是共同作用协同演进的，过分的强调有效需求或潜在供给，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国内外对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普遍是从总供给或总需求角度入手的，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结合的角度却鲜有研究。供给方面，在赶超工业化的过程中要经历吸收 FDI 发展制造业、实现产业集聚、技术吸收、自我创新的阶段，在技术吸收向创新升级时无法提升人力资本，就会遇到“玻璃天花板”即中等收入陷阱（Kenichi Ohno，2009）。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遭遇了低端价格与高端科技双重竞争的窘境，由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的工业发展向以知识为中心的创新发展转变是克服陷阱 的 关 键（Kovacic，2007；Hamed，2011）。由于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有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将会把收入水平拉回原来水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蔡昉，2008；速水佑次郎，2000）。诺顿（2007）认为存在一个从简单的制度体系向复杂精致的制度体系发展的过程，为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必须依靠高品质的制度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备。需求方面，实证研究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大多存在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的问题（Eichengreen，2011），如果国内市场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因此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会把中等收入国家推入陷阱（Prebisch，1962；Nurkse，1966）。能否顺利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其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郑秉文，2011）。库兹涅茨（1955）指出扭转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是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依靠长期、可持续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还需要依靠需求动力与供给能力的共同作用，需求结构由投资主导型逐步调整为消费主导型，直接带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升级，这个过程既要消费特别是国内民间消费和投资、出口需求释放的增长动力，又离不开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以及创新等生产要素对潜在生产能力的供给。 　　从国际上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地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拉美多数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如图 1 所示，拉美地区的墨西哥、秘鲁和巴西等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虽早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之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却非常缓慢（除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在 2011 年成功跨越“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外，拉美绝大多数国家仍陷在增长与回落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日本、韩国等国则后来居上一跃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导致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从总需求和总供给角度来看：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进一步导致严重的有效总需求不足，最终使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