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终之战：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doc

未终之战：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时时触动两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关键是因为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及民众感情层面三大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媒体舆论也在不时地推波助澜。 　　日本儿童在广岛核爆日祈祷和平。作者：步平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七十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侵华战争中战败投降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签字，正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9月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投降;10月25日，侵略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在台北向中国政府代表投降。日本递交给同盟国及中国的，都是白纸黑字的“降书”，“战败投降”的概念很清晰。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日本民众的那次广播，名为“终战诏书”，其中称：“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各拘尽最善;战局必无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利我。”没有一句话谈到“投降”，只是说战争进行到现在，虽然士兵、官员和民众都很努力，不过局面对日本不利，所以决定终止战争。对多年的侵华战争，“诏书”中更是不置一词。 　　“终战诏书”所突出的，是天皇的“圣断”，即英明地决定终止战争，这为战后日本方面对那段历史的矛盾认识，埋下了伏笔。 　　从东京审判到宪法第九条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 　　众所周知，战后同盟国主要在日本东京、德国纽伦堡两地审判二战甲级战犯，现在这两个法庭原址都保留了下来。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位于日本防卫省(职能类似国防部，主管自卫队)内，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去看;纽伦堡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则成为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展览馆，2013年笔者到那去参观，已临近下班时间了，解说员还是很耐心地等着我们看完。从这一细节上，就可以看出德、日两国对战后审判的态度的微妙差异。 　　战后的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前后历时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一共12个国家参与，开庭818次，419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8000多份证据，英文审判记录484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2013年6月，中国国内影印出版了80卷本英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2014年底，又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部分，共50册，厚约3万页。 　　起诉日本战犯有三个罪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东京审判主要审理日本甲级战犯的反和平罪，即战前及战时日本政府与军部高官共同谋议发动战争的罪行。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了对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挥官)、丙级战犯(主要是犯有反人道罪的实际执行者)的审判法庭，中国就设有10个。 　　对甲乙丙(或ABC)三级战争罪行的追究，尤其是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战后的基本政治走向。 　　在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国内对开战与否是有不同声音的，但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意却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这与战时日本严格控制国内舆论，大肆宣扬战争的“正当性”直接相关。直到战后，很多日本人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由此引起更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思考，影响持续到现在，使得抵制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一股潮流。 　　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冲击和伤害，加上日本国民内部的反思，结果就是促成《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起施行)的出台，它确定了三个基本原则：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及基本人权的尊重。其核心精神特别体现在《和平宪法》第九条：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是否修改宪法的争论，主要就是涉及“第九条”。2004年6月，日本反战人士成立了“九条会”，誓言“保卫宪法第九条”，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的心声。日本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九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幕后交易的代价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 　　回过头来说，二战后同盟国对德国、日本的制裁措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留下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是由美苏英法四国分别占领，后来因东西方“冷战”，一度长期分裂成东德和西德;日本则基本上是由美国单独占领，一开始也考虑过由同盟国共同占领，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各种原因，并未参与。 　　美国在战后日本“一家独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京审判的结果存在缺陷，出现了几处较大的争议。首先，就是对战犯起诉的罪名。一共25名甲级战犯被判定犯了反和平罪，但反人道罪未得到严格追究，如征用劳工问题，性暴力与慰安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