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力强盛，吞金灭宋，建立元朝.docVIP

蒙古軍力強盛，吞金滅宋，建立元朝。何以不足百年而亡？試就有關史實作一評述。 元世祖忽必烈繼承先人的遺業，乘宋室的喪亂，以武力統一中國建國建制，當時元代版圖之大，國力之盛，如日中天，正是蒙古大帝國的全盛時代，但亦已預伏下一切敗亡的危機，致蒙古在中國的政權，不足一百年。 促成元代速亡的原因，史家陳致平在《中華通史》歸結為：「蒙古雖有戰鬥精神，而缺乏政治才能」，雖有許多宏圖遠謨，終究是心有餘力不足，「發展的結果，是弄成元朝末年一團混亂，不可收拾的局面。」他的分析十分正確。 首先，蒙古在中國政權，缺乏穩固基礎，是蒙古速亡先天存在的因素。早在元建國之初，政治已開始腐敗。忽必烈滅宋後，蒙古版圖已橫跨歐亞，但他仍不滿足，故在位30多年，無歲不用兵，曾東征日本，出師安南、緬甸、爪哇等地，財用困竭，以致內用聚歛之臣，外興無名之師，政風敗壞，始終未能在文治上樹立基礎，因而政治亦未能上軌道。同時，蒙古雖長於軍事，但缺乏政治組織能力。軍力所到，只知破壞摧殘，而不知組織控制。加上蒙古本無文字，至世祖始根據畏吾兒文創蒙古字，但未能通行全國。由於文字不統一，政令無法貫徹，中央、地方產生隔閡，於是產生「號令不常，有同兒戲」；「家自為政，人自為國」；「衙署紛雜，事不歸一」的現象。政權既缺乏穩固基礎，自難望長治久安。 其次是蒙古的統治政策出現偏差，激起漢人的反感、反抗，成為蒙古速亡的基本因素。蒙古藉武力入主中原，管治文化較高的漢人，自感困難，因此，便著眼維持蒙古統治階層的特權與地位，對漢人施行武力統制，並以階級和部族的劃分作統治方案，充滿了分化性、壓制性的不安因素，終而民變擴大，結束在中國的統治，其錯誤政策與速亡關係的具體事項，有： 第一是實施歧視、遏制的民族政策，激起漢人民族意識的高漲。元政府把全國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而漢人、南人的政治、社會地位均受遏制。中央及地方官之正職，一律由蒙古人擔任，皇室衛隊及樞密院之職位，漢人不得參與；在考試及法律上的待遇，又極不平等，科舉考試，蒙古、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題目難易與授官，均有不同，元朝的刑法規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犯法，分屬不同機關審治，且在量刑上也不平等：元律規定，蒙古人打死漢人，只罰出征及付「燒埋錢」了事。又分人民職業為十等，把儒和丐同列，藉以打擊士人的社會領袖地位。又為防止漢人、南人反抗元朝，禁止漢人、南人私藏兵器、禁止習武、夜行及聚眾買賣。又立里甲之制，以蒙古人或喇嘛出任甲主，甲內一切均受其指揮，甲主之生活所需，由全甲人供給，藉以控制漢人。這系列的高壓政策，激起漢人極度的怒忿，成為元的致命傷。 第二是厲行聚歛的經濟政策，造成民窮財竭。世祖的好大喜功，為籌措軍費，便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專事聚歛，因而造成貪污刻薄的吏治，加速了元室的崩潰。此外，元代君主荒淫無度，又濫發賞賜，加上大規模的建設，致收支難以平衡，如武宗時，國家財政歲出竟超過歲入的十分之八，補救的辦法，是一方面豫賣鹽引，動用鈔本，結果反而阻滯鹽法和鈔法，擾亂金融。國家人民都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是加稅，致國家賦稅逐年增加，到中葉以後，已增加至20倍。可是國家財政仍入不敷支，便亂發紙弊，造成物價飛漲，鈔價大跌，致民窮財盡，於是引發廣泛的民變。 第三是蒙古軍事鎮壓政策過於嚴苛，激發漢人的反抗。蒙古人為防止漢人反叛，故在地方衝要之地，均以蒙古及探馬赤軍屯守；而駐防各地的駐軍長官，長期駐守，故多與豪強結黨，侵漁百姓，引起人民的反抗，終加入抗元行動。 第四是蒙古宗教政策之失當，致喇嘛禍國病民，民不堪命。蒙古人的宗教政策，雖採兼容並蓄的政策，但統治階層卻重視喇嘛僧，如世祖尊番僧八思巴為國師。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喇嘛教被尊為國教，僧侶地位極高，可獲免賦役，而皇室在宗教上的花費佔國家收入過半。喇嘛更恃勢橫行，發掘民墳、強佔民田、沒收良家子女為奴婢。他們的禍國病民行為，使民不堪命。 早在蒙古統治階層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多殺戮」，又施行種種不合理的統治政策，自然激起人民的不斷反抗。當時江南「盜賊所在蜂起」，所以在元初，就不斷爆發民變。至元順帝時，水旱、地震、山崩、黃河缺堤等災害，相繼發生，作物失收，飢民遍野，元政府又善後救援無方，於是民變擴大，促成元的速亡。 再因蒙古君統紊亂，造成骨肉相殘，加上權臣擁立，削弱皇帝的統制力量，與蒙古軍勇武精神消失，無力壓制民變而速亡。蒙古汗位的繼承，須由「忽烈而台」公推，但忽必烈破壞「忽烈而台」的公推而登位，於是引起蒙古貴族的分裂，爭奪帝位而致骨肉相殘的事例，差不多無代無之。如世祖時有阿里不哥之亂，成宗時有海都之亂皆是，直接削弱皇室的統制力量。而且，自成宗以後各帝，全由大臣擁立，因而政變內亂不斷，帝位的繼承，完全由權臣操縱，引起帝國的分裂和統治權的動搖，如英宗為也先帖木兒害死，迎立泰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