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谁来买单？.docVIP

农村义务教育谁来买单？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到“以乡镇为主”转向现行的“以县为主”的三个阶段。2001年和2002年，国务院相继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税费改革且义务教育经费的紧张，给农村教育逐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初步的体制保证，但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各级政府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巨大。 一、主要问题 1、政府之间在农村教育的责任分配不合理。1993年我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税制财政体制的决定》，其初衷是增加中央财力，以便更好地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增加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之间财力和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差距。但是，该体制的设计包括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和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规定，在运行和操作中暴露出中央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并没有承担起其应尽的责任。建立在上述的这些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我国义务教育体制，其突出的特征是受教育者和政府共同负担经费，政府经费以地方负担为主，特别是以县、乡两级必须负担起大部份的责任，而中央政府应负担的经费并没有在制度中得到规范。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非常轻易地就摆脱了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应该通过转移支付来均衡地方财政供给能力，从而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教育需要的责任。近年来公布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比例显示，前几年中央政府在教育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维持在12%左右（其中农村义务教育仅仅2%左右），而地方政府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8%左右，进一步从中央政府教育经费的组成来看，其中极大部分又投向了高等教育。这种分配体制，它与公共财政关于通过教育分配实现地区间和人际间基本公平目标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等不合理的收费，这从减轻农民负担和公平城乡教育经费分配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但是，取消收费后，给地方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收支上留下了很大的缺口，在弥补这个资金缺口中中央和省级财政还远远没有到位。这就说明了中央和省级政府在缩小农村地区之间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方面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换而言之，这反映了中央与省级政府在教育分配职能上的“缺位”。大力增加中央与省级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当务之急。其所需的财力，可从适当减少中央与省级有关部门对下级的一般性专项补助中安排。中央专款中有较大比重是“锦上添花”（越富裕的地方得到的越多，因为其配套能力强，同时，也有较雄厚的财力作为“跑部钱进”的后盾），而不是“雪中送炭”！ 2、分税制中央财力集中比例大，财权与事权相背离。1994年起，中央对地方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加大了财力集中力度，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量大量上划中央，即消费税100%上划中央，增值税75%上划中央。2002年起中央又实施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改革，地方所得税增量2002年50%上划中央，2003年起60%上划中央。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从而出现了财政管理体制上的“挤逼效应”，地方级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低。以我市为例，2004年我市财政总收入23.63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10.21亿元，比重仅为43.2%。1994年至2004年11年中，我市财政总收入146.32亿元，上划中央收入59.61亿元（其中中央给予的基数补助每年仅1亿多，11年合计10多亿元），比重高达40.74%，地方级收入比重仅为59.26%。 与此同时，基本事权不仅没有上移，还增加许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多种公共事务支出都要由基层财政负担。这些都造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加大基层财政困难，也影响了发展的积极性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3、国家“政出多门”，各方面的倾斜无度。现行法律、法规没有真正实行适度倾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而是出台了不太切合实际的涉及财政投入的过多过滥政策。中央和省框定的支出过多，限制了省以下地方按《预算法》统筹安排各项财政支出的能动性，如规定要给予倾斜的除了明确规定的农业、教育、科技、环保、水利、计划生育、政法机关外，还有粮食政策性计划亏损补贴、国有企业下岗和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助、扶贫、造福工程等。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硬性配套规定20多种。由于中央和省利用各种管理权限在宏观调控方面集中了省以下过多的财力，所以，对中央和省级来说，通常在各方面的倾斜不会出现麻烦。中央出现赤字，还可以通过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