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的有益探索.docVIP

李鸿章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的有益探索 　　一、 舆论漩涡中的李鸿章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1］现如今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李鸿章卖国求荣，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 然而另一部分人说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是“东方的俾斯麦”。这截然相反的评价也正好折射出李鸿章功过各半的人生。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从来就没有终止过，粗略地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改革开放前，此时期主要为一边倒地批判李鸿章为“历史的罪人”“卖国贼”，对李鸿章的一生主要是全盘否定为主，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人们刚从苦难的历史中走出来，对于这场灾难短期内难以释怀，民族主义情绪让人们对其更加仇视，后来文革时期历学问题遭到数十年的抑制，对于李鸿章的问题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第二个时期为改革开放之后，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再次活跃起来，这时期大多数人开始适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对待人物的评价，能够充分地考虑李鸿章所处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其历史活动，因此给出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评价，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对于清末的历史功绩。 　　在近代中国充满屈辱的历史中，列强的入侵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这让原本对身份模糊的中国人民牢牢地凝聚在一起，但是国人对于和洋人交往频繁的人仍然是嗤之以鼻，严重的便会被称为“卖国贼”。由于清末李鸿章被重用，加之中国国际环境复杂，李鸿章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颇多。无论军事、经济、外交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李鸿章却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李鸿章的很多行为被认为是误国误民: 洋务运动的失败、对于军事的控制、外交的节节失利，都被人们视为用心不良，李鸿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赵尔巺也评价其“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2］甚至邓小平 1982 年会见英国首相散切尔时曾谈到: “如果中国在 1997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3］李鸿章所极力提倡的洋务运动，也是人们不断诟病的目标，人们认为尽管李鸿章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是后来的一切都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运动，它经不起任何的检验。 　　但正是由于李鸿章在晚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招来怎样的议论也都是正常的。越是身居高位越是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处，况且“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 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于其评价自然也是充分考虑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张居正纵然家财盈室，勾结宦官排挤高拱，但是谁又去过多地深究这些了呢? 因为“一条鞭法”确实挽救了明朝于危难之际，张居正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的“垂爱者”。然而李鸿章生在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难的时代，也为他的政治生涯注入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李鸿章也是在危局之下，一次次地出来“救火”，但此时的大清去势已定，无人能挽其“将倾之势”，李鸿章难凭一人之力救大清于水火。有心救国，无力回天，哀其生不逢时。 　　二、 军事家---李鸿章 　　“是时鸿章年三十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5］梁启超曾在其《李鸿章传》中道出了李鸿章在编练淮勇之前的仕途并不算平坦，这或许与其没有机会施展这“浑身解数”有关。咸丰初年，外有列强欺凌，内有太平逆贼作乱，晚清政府中人才也比较缺乏，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为李鸿章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李鸿章从来都很会把握机会，他凭借自己优秀的军事才能为其为官生涯带了巨大的转折，也正是由于其优秀的军事指挥、策划和作战能力，第一次让人关注到这个大器晚成的曾府幕僚。李鸿章最终凭借这些一路高歌猛进，挺进到晚清政府的核心权力层。清政府末期早已是千创百孔，实已无多少满族亲信可用，一时间竟找不出挑梁重臣了，中央军队也由于内受贪污腐化之戾气熏染，外受来势汹汹烟毒之腐蚀，面对士气正酣的太平军。恐怕满人上下再也打不起往日的精神了，这时汉人为主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厮杀中打了胜仗，这让清政府在权衡祖宗之言和身家性命时，自然放任了汉军的发展，这也是李鸿章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契机。安庆克复后，湘军声望日重，清剿太平军的重任全部落在了曾国藩一人的肩上。江苏为太平军的大本营，故防守甚严，江浙地区也是赋税大省，是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支柱，自然也是断不可失的地方，因此征剿在此时遇到了瓶颈，加之兵源的短缺，这都给进一步消灭太平军提出了新的要求。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拨数千军令李鸿章参照湘军的建制，归庐州招募淮勇。李鸿章在参加湘军的基础上，注入了自己的建军思想，打造了一支有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