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中的舆论监督研究分析.docVIP

政府行政中的舆论监督民主马克思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同样存在滥用的可能。“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监督制，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制约权力滥用的主张，以便让“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等等，都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舆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的设想。 以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这一机制的实质是使公民成为监督政府的主体力量。这是民主性质的监督，一种根本性质的监督。依赖公民作为监督政府的主体力量，这种思想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才能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广泛存在于一些非民主的社会形态之中，包含在甚至是最专制的政体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无论是有意设计的政治制度，还是无意识发展出来的政治实践，都或多或少、或清晰或模糊地包含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机制也可以存在于一些非民主的社会形态之中，为专制政体服务。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承认公民权利为根本前提，以保护公民权利为最终目的，只有民主社会才会重视和建设这种机制。 舆论监督在政府行政中的发挥途径 政府行政中舆论监督制度构建 现代社会中要发挥舆论监督在政府行政的功用，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制度构建，通过制度构建进而实现舆论监督法制化。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学者侯建提出三个制度构建理论，即：制约、对话、共信。 在“制约”方面。舆论监督是一种权力的展现和道德监督，权力与权力对抗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广大网民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同时，恰恰将中国司法系统中一些问题揭露了出来，使得人民开始关心国家司法进程，通过舆论的力量将一些违反司法程序的案件纳入司法程序，推动司法透明化和规范化。 在“对话”方面。对话是一种和平而非强制性的交往活动，是一种平等而非高下等级相殊的交往活动，它是公民与政府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对话可以疏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增进互信，鼓励公民关心国事。在实际行政中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改进，比如“听证制度”的推行，其中听证的组织者以往的单独决策转化为组织者和百姓的平等协商共同决策，这正是一个平等对话的过程，有利于政府的决策的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响应和心服口服的遵守；还有就是“非典”时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推行，政府的有关机关发言人定期发布有关信息，接受新闻媒体记者的提问，以满足社会大众对相关知情权，这在某方面是对过去政府信息封锁的一种挑战，这也有利于公众对政府行政服务实施监督。在“信任”方面。信任制度的建设，不仅应当促进公民政府的信任，而且应当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接受公民监督的政府。公民与政府的信任基础是：首先，公民能够有效的制约政府，不能够制约政府的公民是会怀疑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的；其次，也就是公民与政府的交流和对话，这有助于相互信任，只有一个为公民所信任的政府，才能更好的行使其权力，也只有信任政府的公民才能更好的接受政府的管理，接受政府的服务。当然，三个机制的作用的发挥是相互的，缺一不可，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有助舆论监督的实施，也才可能有助于政府自身的发展，才能最终取得社会的根本进步。舆论监督权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关系的进一步调整，社会上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还会进一步增多，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群众舆论监督权。 1.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一是制定舆论监督法规。我国尚未出台舆论监督法，支持和保护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机制也不够完善。在专门法出台之前，可由各地制定保障舆论监督的相关制度和规定，积极探索从党纪条规的角度完善对舆论监督权利的保障体系，推动舆论监督保障体系的建设。二是制定信息公开法。实践证明，我国亟待通过政府信息立法来调整目前公共信息的传播状况。只有通过法律规定了哪些信息是该公布的、哪些是该保密的，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有利于民众知情权的实现和更好地保护国家机密。相关机构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使民众的知情权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信息公开法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面前人人平等；政府拒绝提供信息，需负举证责任；司法机关具有审查的权力。在信息公开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党政机关应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工作力度，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广度与深度，用严格的制度措施来保证公开的真实性、全面性和及时性。 2.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一是健全社会舆论所反映问题的查处机制。对于社会舆论反映的有关问题，应及时组织力量或督促有关部门限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