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是没有意义受苦”.docVIP

“绝望是没有意义受苦” 　　在国内的纪录片市场上,“北京零频道”是目前唯一幸存的民营公司,其主营业务包括国内纪录片的买卖以及中外纪录片的交流。2000年创办时,正值国内电视纪录片栏目化走完第一个十年,创作队伍走出体制,创作内容逐渐多元化。郑琼作为“零频道”的创始人,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开始在中国纪录片界进行商业化运行。 　　2003年,东方卫视的《东方全纪录》曾经成为“零频道”纪录片的播出窗口,而如今,栏目已经成为过往。中国的纪录片在一片娱乐化、商业化的媒体浪潮中并没有被更多的人认可,电视纪录片栏目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国际上偶有中国纪录片获奖的消息,但在中国观众的眼里,有些片子充满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拖沓冗长和无趣。相反,国外的纪录大片《帝企鹅日记》引进中国放映,其票房收入可观,显示了中国观众对优秀纪录片确实有较强的鉴赏和接受能力。面对如此行业背景,纪录片经济公司的衰落不言而喻,但“零频道”一直存活,并不断修正着自己的面孔。从2005年开始,公司通过创始人郑琼参与国际纪录片交流的机会,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带回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开始在大学、俱乐部甚至一些媒体单位免费展映,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由于人力短缺,就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每次20人左右。至今已有700场之多。目前,“零频道”有了自己的成熟宗旨和定位――专注纪录片,关注新文化,致力于建立开放式平台,传播和推广全球当下最优秀纪录片,展现多元价值,催生建设性文化生态。 　　人们习惯用规模来判断一个商业公司的大小。“零频道”规模始终不大,却一直在做事。2009年12月,它发起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在北京电影学院顺利召开,并展映了20部目前国际上最优秀的纪录片,请到了9位国际知名的纪录片导演进行现场交流。郑琼说,她能感觉到现场观众的饥渴。对什么的饥渴?――“纪录片所负载的一切”。 　　论坛宣传册的开篇,是郑琼中西对照的一篇言简意赅的短文:“纪录片是一个‘管道’,我自身也是我所相信的东西的一个‘管道’,我们所有被感动和尽全力在传递的只有一个源头――爱,我和纪录片被拣选,透过这些管道被传播的是爱,然后是被大家所看见的由爱而生的光和温暖。” 　　这番过于感性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可言,看上去并不震撼。年过不惑但还有些青涩感觉的郑琼,用极为感性的表达方式阐释她的信仰:因爱而无畏。“世界在那一刻会反转成为另外的样子,你不再困惑于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也不再因恐惧而碌碌于寻找人生的确定感,我所做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相信的东西“行”出来。” 郑琼有一种很直接的聪明。有人说她有点愤怒,但这种愤怒显得漫不经心。她所实践的,是她的信仰。 　　1989年,索德伯格的处女作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征服了孤芳自赏的戛纳,这部电影拥有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其本身却不温不火、行云流水,大部分时间都是人物的对话。与伴随着可乐和爆米花的典型好莱坞电影相比,这部独立电影更接近于冷眼旁观的纪录片。在和郑琼的对话中,慢慢浮现出的仿佛正是这部电影名字的反义词――这是一个关于爱、真相和纪录片的故事。 　　 　　《文化纵横》:我每周都会收到发自“零频道”关于周四纪录片沙龙的的电子邮件,我注意到这些纪录片在国内媒体上几乎是看不到的。另外,“零频道”是纪录片发行公司,但你们经常出现在国内NGO的网站上进行推广,去年又在私人赞助下召开了IDOC国际纪录片论坛,整个会议也是以公益的形式在进行。该怎样理解商业性质和公益活动之间的关联? 　　郑琼:这和我个人对国内外纪录片的认识过程相关。对我个人而言,步入纪录片发行这一行业有些偶然,最开始是和台湾的一位导演合作,他做内容,我做制片,但合作并没有进行下去,我却因此阴差阳错步入了这一行业。也因为这样的巧合,零频道在成立之初,就和海外纪录片界有一些天然的联系,因为台湾纪录片参与国际性的活动要比大陆早。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实际的想法,希望把中国纪录片卖到国外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中国人“天生的”很民族很自我的情感。记得在2004年广州的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我在发言的时候对来自海外的纪录片公司说“希望在中国,除了探索频道的模式,除了《国家地理》杂志的模式,关于中国内容的中国纪录片能不能在中国和海外发出一点点自己的声音?”那次大会上的交易,看起来我们好像很成功。按照西方纪录片买卖的工作程序和标准,我的两个纪录片拍摄计划引起了法国人的兴趣。 　　2005年正值上海台改版,我们以广告贴片的合作模式,在东方卫视开设了一档纪录片栏目――《东方全纪录》,播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国内的纪录片。那时,我本人对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和内容并没有十足的兴趣。事实上,那个栏目的大部分纪录片都不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参加一些国际纪录片节,加拿大的HOTDOCS、澳大利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