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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复调音乐创作当代价值 　　中国复调音乐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从“舶来”到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而早期的复调创作实践促成了这一学科的独立并令它趋向成熟，它对当代音乐创作的价值不可估量。 　　 　　复调音乐作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中的重要技术手法和思维方式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如果把这百年看作是一条时间长河的话，那么处于源头的早期复调创作实践，其滥觞之功是不可估量的。从总体上看，中国早期专业复调音乐创作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五四”时期开始到三十年代初期，代表音乐家有黄自、赵元任等。在这个阶段，随着西方专业音乐在中国的第一次输入，中国音乐开始出现了强烈的历史变革的要求，以黄自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专业音乐家率先将欧美等国的专业音乐理论和技法引入国门，并进行亲身创作实践。复调音乐也就是发轫于此期作曲家的习作与创作中。复调音乐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学习和借鉴欧美传统复调技术为主体，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性的民族化处理。这一阶段属于复调音乐在中国的滥觞时期。 　　第二阶段大致从三十年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代表作家有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丁善德、谭小麟、冼星海、江文也等。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从作曲家队伍、作品的数量，还是复调创作思路和技法特点上都有着明显的新发展。主要特征表现为在学习借鉴欧美传统复调技法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拓宽：其一，以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为代表的一批长期扎根于本国生活土壤的作曲家，立足于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深入挖掘与提炼民间音乐素材，试图为中西方音乐的融合寻找出路。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在运用中国传统五声性音调的基础上，融入民间音乐中“鱼咬尾”式的呼应织体、旋律的自由加花变奏、对仗式乐句结构以及自然谐和的弱功能纵向音响构成等等，从而使西方那种句式严谨、学究气浓郁的传统复调音乐透露出东方音乐独有的柔美和典雅的审美情趣。其二，以马思聪、谭小麟、江文也、桑桐等为代表的一批留洋作曲家们把音乐“触角”延伸至西???现代音乐创作的新领域中，大胆引入二十世纪初期活跃于西方乐坛的各种新技法如十二音、兴德米特作曲法等，并结合本国音乐的具体实际进行灵活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实践，开阔了复调音乐的发展空间。 　　作为兴德米特的弟子，谭小麟受他老师的影响很大。此外，丁善德、江文也等在传统复调音乐与现代技法如何结合的问题上都进行过辛勤的探索。这一时期属于中国复调音乐的探索时期。 　　早期的中国复调音乐创作历时三十余年，它的整个生长过程错综复杂、迂回曲折，其中充满着引进与抵制、模仿与创造、批判与借鉴等等的矛盾斗争。而早期音乐家们在解决这些矛盾过程中所进行的开创性实践指明了中国复调音乐的发展方向，它对当代复调音乐创作的影响漫长而又深远，其价值不可估量。概言之，这种影响及其价值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拓了新的音乐思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思维与意识，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思维，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①音乐也是一种思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的差异，每一个民族都历史地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性格和思维方式。在西方复调音乐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惯有的音乐思维方式是“单线型”的，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线性思维。当然，目前许多专家学者以强而有力的学术论据证实了我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合唱（劳动号子）、戏曲音乐、民间乐曲中――有着无比丰富的多声资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多声形态尚处于一种自在状态，未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西方高度发达的复调思维的介入，不但有助于考察、阐释和整理我国业已存在的多声因素，以使传统获得新的生命，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我国音乐创作固有的思维方式，使创作的表现手段大大地丰富、活跃。朱世瑞先生在《中国音乐中复调思维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复调技法的广泛运用，其意义不仅仅是使旋律声部多了几个，而是已经开始对中国音乐的创作、演奏、理论和公众的欣赏心理习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②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复调音乐思维在世界新音乐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引发的技法创新和风格演变可谓异彩纷呈。复调的陈述方式不仅成为各种体裁音乐作品，包括交响曲、管弦乐作品、室内乐、合唱创作中等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而且大量的独立复调作品和复调作品集的出现，特别是各种赋格形式――赋格段、赋格曲与赋格套曲的出现如陈铭志《序曲与赋格三首》、汪立三《他山集》、林华《司空图诗品曲解集注》、陈怡《第一交响曲》中的二重赋格，瞿小松《第一交响曲》中的大赋格等，形成了当代中国专业创作中美丽的风景。复调思维在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已潜移默化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改变是一种质的飞跃。 　　其二，开创了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调音乐发展道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