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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精神走向深切思考 　　 《花堡》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写农民在大时代中被迫自我更新的书。它告诉人们，农民的脱贫问题固然重要，但农民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皈依更为重要。 　　 　　 近日看了一本书，使我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使我陷入了思索且暂不能得其解，使我跌入了迷惘并自觉还未看透这世事，还需要时间来学习与思考…… 　　这部书，便是《花堡》。 　　 　　一 　　这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写农民在大时代中被迫自我更新的书。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渐渐富起来了，但要真正脱贫致富、走向现代化，还有艰辛困顿的长路要走。这困顿，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中国有不少作家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写出过不少揭示农民精神问题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张炜的《古船》、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包括刚出版的《高兴》）、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文学（我称其为???乡土小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其实，陈忠实的《白鹿原》即使是写50年代之前的农民，柳青的《创业史》即使是写合作化时期的农民，从根本上讲，它们所触及的问题与今天的农民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皆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农村的流变图、创业图、复兴图，透过这些图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复杂的精神矛盾。什么才是农村的现代化？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是什么在阻碍农村的发展？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许多作品里，农民企业家均面对难以迈过的一个高坎：保守。近来读了吉林作家杨廷玉的长篇小说《花堡》，这一问题又在我的脑际盘桓。 　　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中国有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都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即如何从家族式管理的阴影中走出来，向着大工业的现代化管理迈进。杨廷玉接触过很多农民企业家，对他们的心理可以说研究得透彻，但越是知道得多，他的心似乎越是沉重，《花堡》便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中诞生的。可以说，这是一部集中笔墨艺术地再现农民企业家心理难题的力作。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哪部作品像《花堡》这样不及其余、专攻取一处。其情可表，其良苦用心可感。 　　《花堡》取材于当下东北农村，描写了以孙天鹄为代表的一个家族村落为了本地经济发展而艰难组合最终意外失利的故事，是当代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典型的个案。杨廷玉在给我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要走。不只是因为小门小户的生产方式和小农意识，或以邻为壑的狭隘心态，或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的麻将心态；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干部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融入他们性格的底里，成为新的传统“惯性”，尽管动机好，却始终冲不出这“惯性”的束缚。我们看到，作为下花堡村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天鹄要联合上花堡和中花堡共建高科技双高大豆良种基地，出发点很好，气魄也不小，但他的途径和套路仍然是把赌注押在三个村落的头头儿身上，忽略了最重要的经济元素――农户，致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由于先前计划经济突出行政权威，现在好多农村干部和“农企”，仍然视长官意志为圭臬，殊不知经济关系已然改变，经济规律与旧领导方式、资本运转与人情世故之间发生了冲突，最终是规律取胜，但人们认识不到。在杨廷玉看来，从前的“花子堡”并没有因为改了名就变成美好的“花堡”，一切皆因精神上的牢笼。他说：“我接触过好多孙天鹄式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斗，试图冲出花堡而不能，但农村的未来就在这些躁动者身上。” 　　我不禁想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富于文化内涵的人物白嘉轩。这是一个复杂得难以说清的形象。一方面，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会认为他是落后、沉滞、腐朽的代表，另一方面，倡扬传统文化的学者又会认为他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在他身上，土地与其休戚与共。这是农民的根本。没有了土地，农民便不能称其为农民。也许我们会认为他是个悲剧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却是相对自足的，丰饶的，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面临的不再是白嘉轩的难题，而是孙天鹄的难题，即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面前，假如白嘉轩还活着，他该如何行动，是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假如把白嘉轩和孙天鹄加以对比，倒会发现一些不同。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是族长，他立《乡约》以教化乡民、团结族人，看重的是人的伦理、道德，他凭依的也是传统的儒家精神。他认为，这是生存与发展的看家本领，是精神支柱。与那个处处在历史潮流中投机钻营，终于一败涂地，甚至疯了的鹿子霖相比，白嘉轩是胜利者。那么要问，他胜在何处呢？应该说，胜在精神。 　　而在花堡，孙天鹄也是管理着一个村子。这个开着奥迪轿车行走于乡野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企业家身上，流淌着土地赋予他的朴实气息和现代知识给予他的现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