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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小提琴人才培养思考 　　 　　我是从1951年进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到1962年大学本科毕业，共接受专业音乐教育11年，1982年和1991年分别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和奥地利考察学习一年半，也走访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担任专业小提琴及室内乐专业教学也有40余年，改革开放后开始关心业余音乐教育，并在1994年与几位同事办起了周末的“丁善德音乐学校”，如今已有10个年头。回想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教学经历，其间有很多感想和思考。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50年的发展，专业的水平和学生的技术程度越来越高，但我发现与我们五、六十年代当学生有很大的不同。（见下表格） 　　 　　过去学琴的人很少，社会又封闭，除了进专业学校是没有办法学习音乐的。而今天业余音乐教育大大普及，虽然其中鱼龙混杂，但如果有好的老师指导照样可以学琴，可以达到专业水平。由于进附小的年龄小，不少人只是奉父母之命而学，学生很难形成对专业的自觉意愿。不少孩子小时候喜欢音乐，一旦进入专业学校，变成专业就不开心，对专业学习的艰苦无思想准备，积极性不高。过早定专业，一生只能学音乐，学别的不成，改行又为时太晚，如学得不顺利，前途迷茫。年龄太小不知道怎样练琴，如果不是家长老师陪练，所安排的半天练习时间，往往常是只动手不动脑，手在拉琴，脑子在开小差，造就一批手动得很快的技术型人才――“无脑儿”。“填鸭式”陪练的结果可能出一定的成绩，有的甚至可以在国际上拿奖（这是教师加班加点投入的结果），但却是一种类似用化肥催熟的水果，后劲不足，很难期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创造性人才。个别“神童”长大后出现厌琴的现象。 　　专业水平过快过高的发展（如有的附小学生就演奏艾尔加，普罗科非耶夫等大学毕业的曲目），其他的音乐知识跟不上，如掌握大型乐曲的曲式结构，对乐曲的理解及音乐风格的表现等。原来体制是为培养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但小学、中学加大学已有13年，再加上进附小前5岁开始的4年和研究生3年共20年，然而能成为独奏家的或参加国际比赛的，在大学生中只占不到1/50。实际上，中学毕业时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如一般??乐队演奏），但进一步深造又缺少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从大学部的情况看，近年附中上来的学生不如业余考进来的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报名参加重奏、比赛、或专家上课等情况看，业余考进的学生都比较主动，而附中上来的学生比较被动。附中上来的学生在专业上一般基础较好，但花较多时间打工，在专业上除少数人外已无进一步的追求，只等着毕业进乐团。 　　上海今年参加全国小提琴比赛，选上的六名学生中四名来自业余，仅两名是从附小附中上来的。另一方面，近年来业余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已形成对专业音乐教育的挑战。许多专业团体退休的演奏员，教师投身于业余教育，小提琴，钢琴，甚至管乐器已大大普及，学琴的年龄普遍低龄化，教师和教学方法提高，从高中毕业后再考入音乐学院的人数越来越多，在2003年上音的招生中，小号专业前五名均来自普通高中，小提琴入学时高中生要比附中上来的水平差些，但毕业时完全可以持平，个别的还可能超出。对由高中考进的学生来说，学音乐是自己决定的，进入音乐学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天地，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又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善学会学，能举一反三，学习效率也相对较高，因为不像附中附小时仅靠感性的模仿就能“依样画葫芦”，大学的学习更多需要独立思考，这点恰是附中上来的学生不及的。 　　社会关注业余音乐教育远多于关注专业音乐教育。由于市场的需要，许多部门只组织业余比赛，很少组织专业比赛，加上业余的会演交流，中学生乐队，夏令营等，音乐生活十分活跃，而专业学生能参加比赛的仅是凤毛鳞角，每四年一次的全国比赛青年组少年组都有名额限制，一所学校最多只有四五名。出现有较高质量的业余音乐学校，在上海就有“丁善德音乐学校”等，成为大学、附中附小学生的后备生源，这种既不影响文化学习又有好的音乐环境，毕业后还有多种选择的学习方式很受家长欢迎。而附中单一强调专业提高的结果，却是路越走越窄。 　　现在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回顾小提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应说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就指出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小天才，长大了就不行了？小提琴人才小时好，大了不行的问题解决了吗？国外的小提琴大师如海菲兹?克莱斯勒能弹一手好钢琴，还能作曲，塞林更是掌握六七种语言的外交家，曼纽兴、奥依斯特拉赫都身兼指挥，马友友在读大学时能选择“人文学”，而我们的人才除了拉琴还会什么呢？改革开放后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比赛获奖者，现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在国际上获奖，无疑是为国争了光，也显示了我国小提琴教学水平，但如果只以获奖多少来衡量一个学校，一位教师的成绩，是否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的人才标准是否以“获奖”为目标？像王健那样没有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