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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成就 　　摘 要:作者认为罗永良的《中国音乐图像学鉴思》一文未能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取得的成绩,其中有不少提法既不公正,也不严谨,故提出商榷。本文试图从研究对象、资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指出罗文的错误。 　　关键词:音乐图像学;研究对象;资料使用;音乐学;研究方法;评价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音乐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诸多新兴交叉学科中,民族音乐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治疗学和音乐社会学等发展较快。总结它们20多年来取得的经验,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很有必要。只有这样,这些学科才能在我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然而,要对音乐图像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过的路、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除了要熟悉20多年来这一学科的成果和文献外,还要有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如果既不熟悉情况,又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恐怕就不能对这一学科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1期发表了罗永良的《中国音乐图像学鉴思》(以下简称“罗文”)①,试图从研究对象、音乐史中音乐图像资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总结20多年来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笔者拜读之后,觉得罗文中有许多观点值得商榷,故草成此文,就教于罗永良和从事音乐图像学研究的诸位先生。本文也从研究对象、音乐史中音乐图像资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来谈。 　　 　　一、关于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 　　 　　一个研究领域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学中的一门学科,一般要有四个条件:一是要有其研究对象,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角度,三是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四是要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表述体系。在这四个条件中,研究对象最为重要,是成立一个学科的先决条件。 　　关于音乐图像学研究的对象,罗文首先转引了金经言和韩国两位先生的看法。金经言认为“表现音乐或与音乐有关的各种油画、雕像、镶嵌画、硬币、出土文物以及各种图像资料……都是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②韩国说“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都能作为研究对象”。③罗文同意和赞赏这两个定义,并说:“综合可???,音乐图像资料包含有两个核心要素:其一,图像资料的内容必须以音乐舞蹈为主题,或者与音乐艺术生活相关;其二,都是以视觉感官为主的图像,它们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灵活,可以是平面的、半立体的甚至立体的等等。”④ 　　但为了反对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图片当成音乐图像资料,罗文中马上又指出“我们也不能将出土乐器实物经过翻拍出来的照片视为音乐图像资料”,并说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的乐器照片当成“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是“极为不妥”的,因为“它们已丧失了作为研究资料的第一性和原始性”。 　　这里,笔者想请教罗文的作者三个问题:1.乐器是不是“与音乐艺术生活相关”的器物?如果是,乐器的照片为什么不能成为“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出土的乐器已经不是“与音乐艺术生活相关”的器物,为什么罗文中还要把它们叫“乐器”?2.“照片”是不是“以视觉感官为主的平面的图像”?如果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的乐器照片为什么不能成为“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如果照片不是“以视觉感官为主的平面的图像”,罗文的作者认为它是什么?3.什么是“研究资料的第一性和原始性”?按照罗文的说法,其他乐器的照片都具有“研究资料的第一性和原始性”,为什么惟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的乐器照片就不具有“研究资料的第一性和原始性”?它们是如何失去这些特性的?总之,笔者觉得罗文对“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定义的讨论,前后自相矛盾,不但“形式多样”,而且“表现手法灵活”,需要怎么讲便怎么讲,让人不知所云。 　　罗文中对车新春先生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8226;山西卷》为“山西省重要的音乐图像学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而且指出车先生的提法不仅“极为不妥”,“而这其中隐含的正是对音乐图像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模糊”。笔者虽非音乐图像学专家,但也阅读过包括山西卷在内的已出版的十二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笔者不能同意罗文中对车先生的批评。 　　根据笔者所知,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根据吕骥先生在1985年提出的建议,从1996年开始编辑和出版的。成百上千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图像学家和音乐学家参与了这一浩大的工程。黄翔鹏先生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前言中指出“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⑤目前除了还有许多卷正在积极准备出版外,已出版的各卷都包括乐器和图像两部分。图像部分中的每张照片都有注明顺序号和条目名称(即文物名称)、所属时代、收藏地(或馆藏号或田野号),并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图片的画面内容、与画面有关的考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