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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媒体语言文字规范化思考 　　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网络热词“给力”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立刻引发社会各界如潮热议，有欣喜者，有困惑者，有担心者，这显示出社会各界对媒体语言的关注。 　　无独有偶，新闻出版总署于2010年12月20日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禁止在汉语出版物中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1］这则通知，连同此前广电总局曾要求央视等媒体尽量屏蔽英语缩略词，转而使用中文全称的通知，引发了不同的声音，支持者反对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些争论再次显示了社会各界对媒体语言的关注。 　　央视已故著名主持人罗京曾经就媒体语言现象发表过看法，他认为：“现在像电视媒体语言的发展，也谈不上哪个好、哪个不好，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从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从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角度来看，有些东西可能是不完全符合要求的。但如果从生动性或者贴近某一群人的角度看，根据节目内容不同，可能有些语言其实用性还是很强的。例如网络语言，像网民说话，岁数大一点儿的人都可能听不懂，他们用的词汇，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角度来考察，可以说它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但你从这个圈子里来看，它可能会被认为很有意思、很有个性的，否则它不会发展这么快，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网民，尤其是年轻的网民。因为他们希望标新立异，让别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因此，对这类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很有必要加以研究、规范和引导。”［2］ 　　媒体语言及其特点 　　所谓媒体语言，顾名思义就是大众传媒在进行传播活动时所使用的语言。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网络、手机已被纳入大众传媒家族，但本文所说的大众传媒主要是指报纸、广播、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体。 　　有诸多研究者对媒体语言的特点进行过归纳和总结。尽管这些研究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在具体的表述上有所不同，然而，仔细比较会发现研究者所归纳的媒体语言特点在本质上还是有着相近与相似之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宏观而言媒体语言表现为时代性、规范性和权威性这三大特点。如果能深入地理解媒体语言的这三大特点，也就不难理解媒体语言中的种种新现象及其引发热议的原因。 　　媒体语言最能及时反映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化 　　语言始终是变化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史迪芬?平克认为这是无法抗拒的改变。他在其成名作《语言本能》中指出：“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创造的速度远比消失的来得快”，“语言的每一个部分都会随着时间改变：在每一个时期语言都会流失”，“语言会不停地翻新、不停地丰盛起来”。［3］语言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语言反映着社会生活，语言的变化始终与时代同步。语言的变化中词汇变化最为显著，以汉语发展为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西域物种，也带来了苜蓿、葡萄、石榴等西域词汇。晋宋以后，译经之风盛行，劫难、刹那等佛教词汇也融入汉语词汇系统之中。“五四”前后，过渡、动机等日文汉字词汇大量进入汉语系统。［4］ 　　时代性作为媒体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媒体的特性与功能紧密相关。媒体的职能就是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媒体语言最能反映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化。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媒体的语言应该是最有时代感的语言”，“如果媒体语言没有时代感的话，它就完不成这个时代赋予它的神圣使命”［2］。前面所提到的进入汉语的日语词汇就是通过五四时代的报刊得以传播并最终进入汉语系统的。 　　媒体语言不仅反映社会语言的变化，同时也在有形无形中推动着社会语言的变化。有研究者在回顾了白话文运动中大众传媒在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时，做出了“传媒是语言变革的急先锋”［4］的论断。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在其前言中指出：“报章语言有鲜活、实用和时尚的特点，新词最初也往往大量使用于报刊。因而该词典中的绝大部分例句均取自当代报章。”可见，媒体语言最能及时反映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变化。 　　媒体语言中外语词、方言词和网络词的出现是社会变革与时代变化带来的必然现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对外交流的扩大，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事物、新概念、新行为不断涌现，直接采用外语词、方言词和网络词语必然成为一种最便捷最省力的选择，从一定程度上讲，媒体语言中夹用字母词、方言词和网络词都是现实生活上语言变化的直接反映。不仅如此，随着大众传媒竞争加剧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眼球经济”的压力使得大众传媒为了吸引最广大的受众，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而在语言运用上最大限度地贴近受众，甚至主动求新求变，博取眼球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媒体语言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