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万青法、理、情是调解要诀.docVIP

柏万青法、理、情是调解要诀 　　2月15日，我们如约来到了她在静安区街道的个人工作室。放眼望去，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她。两位志愿者等着和她交流服务项目的具体事宜，区政府专项工作组等着她开一个紧急会议。还有一位找她调解纠纷的老伯伯有一肚子的烦恼要她出主意，加上等待采访的我们，挺宽敞的工作室也显得体积不足了。期间，工作室里的电话和她的手机不断响起，都是各类求助。桌上的台历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作安排。她，是真的忙。 　　就这样，她见缝插针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检察风云》：您奉行怎样的做人原则，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柏万青：我为人、做事都不会偷工减料，很卖力。在农村的时候是这样，回上海以后也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一直给我们讲隋唐演义、岳家军，所以我们受“精忠报国，君臣之忠”的传统思想很多。他虽然文化不高，是一个朴素的工人，但之后也做到了助理工程师，当过上海市的劳模，受过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还是支援亚非拉的专家。“影响最大”这个问题不好说，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影响我，帮助我。比如，做《新老娘舅》节目，尹庆一就对我影响很大。这个节目把我从一个已步入老年行列的平民百姓培养成了“草根明星”。 现在我真正体会到人民调解工作是多么艰辛、多么重要，这是我从事的群众工作中最累、最难，也是最烦心的一项工作，但它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百姓，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检察风云》：《新老娘舅》节目收视率高达11%，这和您的调解风格分不开，在调解方面，您有什么秘诀吗？ 　　柏万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调解员在人民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调解已经成为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用调解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对创建和谐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新老娘舅》主要是调解社会家庭中的各类矛盾、邻里纠纷，而且要现场调解、现场解决。这对老娘舅的调解能力、政策水平、局面掌控有很高的要求。我长期做群众工作，与普通百姓接触很多，因此对各色人群的心理活动、需求及想法有所了解，但要确实做好每次调解，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每次调解前，我都要先做好案头工作，涉及法律、法规的，总要询问律师，涉及政府有关政策的，总是向街道有关部门请教，并经常与街道专门从事调解工作的调解员交流、沟通，学习他们的调解方法和技巧，以提高自己的调解质量。我还专门订阅了有关法律的报刊杂志，每晚坚持临睡前学习一小时。《新老娘舅》节目除了为当事人解决难题，还承担着为观众普及法律知识的任务。所以，我必须不断学习。 　　当然，调解最重要的是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调解纠纷要既讲法，又讲理，还讲情。有的纠纷只讲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也是很多案子法院判了，但不能执行的原因所在。碰到这样的纠纷，还要通过讲理、讲情来化解，把一方的心结打开了，问题就好解决了。调解中可能要让其中一方吃点小亏、退让一步，对这一方，我就会给他戴戴“高帽子”。 　　 　　《检察风云》：对当官，您怎么看？您喜欢当官吗？ 　　柏万青：当官的有三种，一种是为民做事的，第二种是为了当官而当官，第三种是为了谋利而当官。具体来说，第一种官确实是为人民做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第二种官就是为了不断追求更高的官位，满足自己的权利欲，过官瘾。第三种官是靠送礼拍马上位的，他们做官是有成本的，自然想着把钱赚回来，再捞更多的钱。我喜欢当官，但我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因为当了官才有权，有了权才能为老百姓做事情。比如，我作为计生办主任，在江西搞计划生育“四位一体”的时候，要去和妇联、卫生局的妇幼保健站、防疫站协商，他们不一定买账。到了资溪县当了副县长后，这些我都能去协调，正因为我有这个权，我才能为老百姓做点事。在江西的时候，我还得了个外号叫“石棺材”。因为我做事情太有原则性了，不卖面子、不畏强暴。我记得打响第一炮是在资溪的高田乡，那里有个包工头占用小学的操场，建了六套房子，上届政府没有处理掉。我就到乡里要求他们下拆除通知，下了三次，对方都不予理睬。后来了解下来，是因为包工头擅长笼络人心，平时给乡领导送点小恩小惠，请领导吃吃饭，所以领导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拆除的通知执行不下去。我知道后，就找到乡里领导，批评他们嘴馋，吃得连原则也没有了。乡政府领导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大家形成共识决心拔掉这个“钉子”。当时我们准备好了拖拉机和绳子，准备推掉这些违章的房子。结果包工头乖乖地拆除了违章建筑。还有一个当地有名的土皇帝，超生两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处罚，声称所生婴儿已经死亡，其实是弃婴。那时没人敢说，我也没有掌握证据。我让乡计划生育的干部一定要咬住他，“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最后他们见我抓得很紧，只好把孩子抱回来，主动认罚。我一直认为老百姓只要平，不要赢。一碗水要端平，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