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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军事化中国家与社会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关键词]清末　团练　保甲　地方绅权　权势转移 　　[中图分类号]K252；E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14－08 　　 　　晚清以后，随着地方军事化的演进，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意义不仅动摇了王朝统治的基础，而且深远地影响着民国社会的转型。孔飞力通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军事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意识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团练“开始作为县以下官方的行政机关行使职能，承担着保甲的――有时承担着里甲的――职能”，这种绅士领导的团转变为地方政府正式机构的过程，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具有重要意义。邱捷先生关于晚清广东公局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是，这个转变的过程具体如何，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转变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调适的过程，包括制度的对接、官绅关系的调整等。因为严重的内忧外患危机。晚清广东团练发展有着连续性的特点，其在区域社会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本文拟以清末广东团练的兴办为视角，具体探讨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中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以增进对近代社会转型的了解。 　　 　　一、清末广东的团练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以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经验。在广东，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内忧外患危机又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并使其发展到新的高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团练的发展一度受到朝廷抑制。由于内???外患危机未能根本消除，团练作为一种控制基层社会及维护地方秩序的工具而一直维系到清末乃至民国前期。其间每每遇到地方动乱或外患刺激，团练又往往会被官方强调而得以复兴。中法战争期间，海防戒严，警报频传，广东地方官员除了大规模募兵置械外，也大张旗鼓催办团练。据称，仅顺德一县就办成10个团，“可得乡勇五千名”，并于县城设立了团防局。 　　团练既是统治者应对外患的手段之一，也是统治阶级用以纾缓内部危机、抑制社会动乱的惯用手法。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清远人欧就起纠众200多人闯入佛冈厅劫掠，恃众拒捕，当地团练与在城官绅里应外合剿捕匪犯，立下功劳，声名远播。此事大大提高了广东官员办团练的热情，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与广东巡抚张兆栋联合告示：“粤东岁饥盗起，地方在在堪虞，唯有认真团练，庶足以资守望。倘遇风鹤之警，官军亦得借助声援”，“官军既难节节设防，全赖团练相为捍卫”，要求“绅民各就地方情形，妥为筹办，自为一团或数村合为一团，签派壮丁，制备器械，并设立团总、团长，以任训练督率之一仪，无事则安耕凿，有事则习战攻”。 　　清末广东社会动乱急速加剧，匪患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报纸甚至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翻阅省港各报，其内地纪闻一栏，纪贼之现象者，十事而六七。”广东盗匪不仅扰乱社会治安，而且直接威胁政权统治，“纠伙每至数百，劫掠动辄全村，加以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匪，勾结革党，暗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村乡，四通八达，兵多则逃散，兵少则抗拒，竟敢抢劫兵船、营房，戕毙弁勇。屡于获盗讯供，据称劫资置械，约期起事”。为了应对盗匪问题，团练旧法又成了官府的基本策略。1890年3月，番禺县令发布告示，要求“嗣后各乡绅耆人等，务当遵守旧章，实力举行团练，联络声势，遇有盗警，互相救援”。1893年2月，鹤山自前县令裁撤盘允公局后。盗风日炽，新任县令复与各局绅会商，仍请前绅士办理团练事务。1897年9月，阳春县绅士黄树基请调兵勇剿办土匪，肇阳罗道员在批词中则要求“各乡绅耆，举办团练。协力查拿。毋稍松懈”。1899年6月，南海县西樵同入局绅董黄建华等因当地土匪纠党横行，具禀巡抚，请求派兵弹压。巡抚鹿传霖于批复中，则要求当地士绅“亟应认真整顿团练，自卫乡里”。1902年，番禺县制定团练章程，要求“县属各乡均应一律举办，不得藉端推诿，违者提究”。 　　兴办团练抵御盗匪也是当时广东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途径。吴川留穗同乡曾向吴属绅士大力呼吁“以兵捕匪，不如以练捕匪”，“为今之计，敬告我属诸公，发起维持大局之念，在地方先设一筹办清乡公所，为清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