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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中女性发展困境分析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女性带来光荣又给女性带来痛苦。有学者这样评论：“经济是男性的经济，男性依靠自己的创造改变了人类生活资料的自然状态，使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保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逐渐超越了仅仅满足个体生存需要的狭隘目的，逐步摆脱了纯粹的自然性，而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男性在人类经济变革中的这种作用，使男性成为了人类经济命脉的主宰者，占据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绝对优势。”虽然有些偏激，但却道出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生产系统增进了男人的团结，也使妇女愈益个体化，最终是妇女的亏损积累和男人的利益积累。” 　　 一、传统性别分工的约束导致女性独立经济权的弱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曾经在“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口号下，以男性为标准要求女性，因而女性并没有获得个性自主与性别意识，不过是特定的政治话语支配下的承载政治经济革命使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符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家务劳动没有实现社会化的情况下，“男女都一样”使得妇女地位的上升往往以扭曲自身为代价。建国以后与女性相关的劳动政策实际上“在政策和实践两方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国家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动员女性出来就业；另一方面当时工业化程度很低，提供不了多少工作岗位，所以实际上城市家庭主妇在当时也是很庞大的一个群体，政府只好说“家务劳动也是社会劳动，很光荣”。因此在那个时代女性就业还是很不稳定的，取决于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有人甚至说那不叫“女性运动”，那叫“运动女性”。可见，传统话语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在改革前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否定，而是改头换面地成为“妇女的传统美德”或者“妇女的特殊需求”。 　　 市场条件下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的产生也并非空穴来风，既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紧密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对这种分工模式有意无意的强化与认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公共政策首要价值的认识不足和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冲击，有些决策部??过分注重经济效率，相对淡化了社会公正，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有所失衡。加上经济结构调整、企业改制、机构改革，我国劳动力严重过剩，就业形势紧张，传统性别文化乘机回潮。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为女性提供了争取权利和发挥经济才能机会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女人回到厨房去”的呼声。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就业形势更加紧张，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国家开始酝酿实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包括建立实际以女性为主要目标群体的阶段性就业制度。“阶段性就业”政策重效率轻公正、重男轻女，有悖公共政策规划的公正性原则。要求女性回家的实质是“牺牲妇女利益，换取经济发展”，将妇女劳动力作为一种边缘劳动力，当成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后备军，需要的时候你就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回家。把“妇女回家、阶段就业”作为缓解男性就业压力的出路，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非人性化和客观化的理性效率，把人当作一种工具，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价值，在效率、责任与公平问题上严重失衡。一旦女性因生育返回家庭，事实上会进一步强化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女性失去已有的独立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也会下降，在经济上以至精神上重新依附男性。“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中的妇女缺乏经济主动权，一旦失去男性的袒护，她们极易成为精神及生活贫困的妇女。 　　 二、经济资源获取和分享的稀缺限制了女性发展 　　 社会经济资源获取与控制的性别平等主要指男女两性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经营和控制的平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把资本、土地、原料、技术、信息等生产性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基本要素，广义的经济资源还应包括经济参与的机会及其附着于职业岗位之上的收益与权力。人们对经济资生产源和经济收益的控制程度决定其在社会方式中所起的作用与领取社会财富的方式、数量等，是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生存状态、社会地位的反映。如果妇女仅仅从事经济活动，甚至仅仅对经济资源拥有所有权，而不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配进行控制，其对个人生活以至国家层面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平等分享经济资源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妇女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资源的获得与机会是女性平等享有经济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许多女性学研究者和发展研究者将女性视为“无权”的群体，“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人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人对权利分配的控制”。中国妇女在权益上的缺乏集中体现在资源和机会上，如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机会、就业机会、社会参与机会等。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两性分工模式以其巨大的文化惯性力量使男女在机会和结果上都没有平等：人们因性别决定劳动分工、工作待遇及行为方式，男性比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