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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查逮捕阶段公民参与司法实现路径 　　 一、公民参与司法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一）公民参与司法是司法民主的价值理念 　　 民主的首要含义在于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司法民主化的本质就需要公众广泛参与司法过程。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当然也包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权。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早就提出，公民的本质或“全程的公民”（即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或“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１］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固然主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同时也要通过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直接参与政治和法治来体现，因为公民和作为公民共同体的社会组织的本质就是有资格参与政治、参与法治的主体。［２］ 　　 （二）公民参与司法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司法公正性是司法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各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而公民参与司法能对司法公正起到保障作用。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会采取各种强制性侦查措施，如搜查、扣押、查封、冻结等，这些措施的适用稍有不慎便会侵犯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阶段，公安机关不会主动向检察机关通报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具体适用情况，而检察机关仅仅通过案卷审查又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刑事诉讼法引入见证人制度，通过诉讼参与人之外的中立人监督侦查行为。 　　 （三）公民参与司法是执政党的政治宣言 　　 事实上，公民参与司法可以监督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督促司法机关对公众诉求及时作出有效回应，［３］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处理案件。在舆论、媒体力量不断强大的今天，公民参与司法可以使案件办理更为公开，处理结果更为公正、科学、理性，更大程度上体现司法机关司法为民这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尤其是网络的普及，给公众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便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倾听社会公众朴素的法律意见和情感意向，使得案件处理结果更接近于人民大众的内心期待和价值判断，成为??现案件办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有效手段。 　　 二、审查逮捕阶段公民参与司法的实现路径 　　 为了畅通渠道，让公民更多地参与到刑事诉讼过程中，笔者认为审查逮捕阶段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制度构建。 　　 （一）启动检调对接机制 　　 通过抽样统计近三年我院审查逮捕案件情况，笔者发现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案件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还没有真正推广开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实施后，刑事和解在案件处理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应投入更多精力用于化解社会矛盾，保证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般来说，由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处于矛盾体中的对立方，在这种敌对状态下，仅仅依靠双方当事人很难达成刑事和解，需要外在中立的调解人介入，促成双方当事人主动对话，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从朴素的法律精神来看，由于公安机关、检察院都属于刑事诉讼中的控诉方，承担控诉职能，尤其是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二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解人，既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的状态必定会引起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怀疑。因此，普通社会公民充当调解人无疑是最佳之选，不会与任何一方当事人产生利害关系，保证了刑事和解的公正性。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依托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以和谐司法的理念和调解的方式，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化解检察环节各类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４］201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实施后，国家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最基层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调解组织村（居）全覆盖。由于人民调解组织的成员具有广泛性，可以吸纳所在区域不同行业的人员，而且调解组织人员是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保证了调解结果的正当性。因此，在检察机关与社会调解组织之间建立检调对接机制，可以吸纳更多公民参与司法活动，加强外部监督力度，保证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当然，在刑事和解程序中，针对个案实际情况，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亲属、邻里、学校老师、单位同事等人员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各方之间的互信和团结，使得和解过程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外部监督的有效运行。 　　 （二）设置不捕面谈环节 　　 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特殊保护和司法救济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