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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医药交流一些史实 　　1　各地区各民族医药的总和 　　 　　祖国医药向来是无私的对外介绍、传播，而且更是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的，这是祖国医药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查阅祖国医学体系的形成，便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学术和经验的总和，这些在《内经》的“异法方宜论”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原文说：“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疮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螨，故灸?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泾，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趼者，亦从中央出也。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在这一段事实里，不但充分反映出祖国医学是各地区各民族医药的总和，而且也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生活经济情况，从而可以理解出我们祖国医药形成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从《本草经》里，也可以看出这一迹象来，如“胡麻、蒲萄”，相传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薏苡仁”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很快的就广为种植，广泛应用，并且充分肯定它的用途，吸收为历古相传的本草书藉里去。 　　 　　2　中国医药对外域的传播及其贡献 　　 　　中国医药的对外流传，虽由来已久，具体的记载从汉朝说起。因为当时物资交流的频繁，外面的有效药物，带进华夏大地；同时中原的药物和医疗方法，也随着交流陆续传播出去，一直深受少数民族和外域人们所欢迎。 　　到了南北朝，中外医学的交流就更频繁、昌盛，后魏时敦煌人士宋云到西方求法，在宋云行记里曾经有如下的一段记载：“神龟二年(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十二月初，人乌场国……国王见大魏使来，拜受诏书……王又问曰：彼国(即指中国)亦出圣人否?云具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见雒阳伽蓝记卷五)。当时的乌场国在北印度，可证6世纪初，印度已经知道中国早有杰出的名医。 　　公元562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前往日本，为针灸传入日本之始。 　　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20余年，以祖国医药为人治愈疾病。在《内法传卷三》里记载：“若患热病者，即熟煎苦参汤饮之为善，茗亦佳也，自离故国，向二十余年，但以此疗身，颇无他疾。且如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加也。长年之药，惟东夏焉。良以连罔雪域，接岑香山，异物奇珍，咸萃于此。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都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一段记载里，可知当时中国医药已为印度人民的健康服务。 　　至于祖国医药为兄弟民族服务，更是唐代医家的美德，常常反映于字里行间。如孙思邈的“论大医精诚”里记载有：“若有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贫、富、怨、亲、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亲之想。”王冰在《内经注自》序里也谈到：“君臣无夭枉之机，夷夏有延龄之望。”《千金翼方?卷二十六》又记载了甄权曾随李龚兴出镇潞州，针治深州刺史成君绰所患“头肿喉塞”的重病，很快就见效。因此“缙绅之士，多写权图，略遍华裔。”(按裔即“文献通考”“四裔考”之裔，即中原以外之地域。) 　　以上所引，多系指、泛指域外之地。 　　此外，朝鲜、安南等地，不仅在唐代，早在春秋时代，中医药学就已经传播过去了。唐代对于吐蕃(西藏)的协助，更是不遗余力，包括百工技艺，医药是其中的一部分，曾由文成公主亲自领导译述方书。 　　唐代的造船工业比较先进，能造极大的海船。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笔记记载有：“大中时候(公元847～859年)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大船可以航行无阻。波斯、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运行中国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来交换货物，尤其扬州停泊得最多，因为扬州是长江运河的交叉点，又是国都长安的交通海上要道。此时中国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因而对中外医学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药物的交流大都是由海路上来往。有些宗教人士往往采用西域的陆路来往，这些陆地交通是由长安、敦煌经过今日的新疆，转往印度和波斯、阿拉伯地区。这些宗教人士，一方面把中国医药学带到国外去，同时又把国外的医药学传播进来，出去的人带出去，回来的人又带进来。他们终日辛勤奔波，带来带去。因为当时佛教徒必须精通五明学，方能算是高僧大德，必得具备这种水准，才能有去国外求学的资格，外域的高僧才能有到中国请学的资格。五明学里有一种是“医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