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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和医术是医生灵魂 　　1930年，祖籍广东新会的汤钊猷在广州出生。旧中国百姓饥寒交迫、缺医少药的景象深深刺痛了少年汤钊猷的心，他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用自己的双手为人民解除病痛、报效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汤钊猷考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大学五年，深知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的汤钊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敢有一丝松懈。1954年，汤钊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中山医院工作。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之前，汤钊猷曾在血管外科工作过10年，并与杨东岳教授共同完成了世界首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60年代末，周总理振臂一呼，发出了“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一定要战胜它”的号召。这时候，汤钊猷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积极投身到与癌症抗争的事业中去。 　　作为一个已经在血管外科有所建树的医生，汤钊猷明白，中途转行就意味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他更知道，要攻克肝癌这个“癌中之王”，存在着太多的困难和未知数。但最终，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多年。 　　 　　奋斗四十余载，完成“两件半”事 　　在从事肝癌研究工作的头几年，汤钊猷和他的同事们废寝忘食、竭尽全力救治病人，但在“癌王”面前，他们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短短几年，几百个肝癌病人相继死去。特别是有一天晚上，短短5分钟内就死了两个病人，令汤钊猷深受打击。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用一辆平板车把两具尸体推到太平间时的情景。痛定思痛，汤钊猷明白，要改变肝癌病人“走进来，抬出去”的命运，光有热情不够，一定要尽快找到战胜病魔的方法。为尽快了解肝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他白天工作、晚上泡在图书馆，用整整五年时间把所有有关肝癌诊治方面的文献、专著都看了一遍；为了找到早期诊断肝癌的方法，他和同事多次前往肝癌高发地进行现场调研、普查……终于，汤钊猷的不懈努力有了回报。他和同事们在普查中发现，血液中甲胎蛋白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而没有肝病活动证据者，后来多数被证实患有肝癌。他敏感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诊断肝癌方面可能??重大价值。由于当时没有超声、CT等检查手段，要验证只能“开刀”。他们冒着巨大风险，说服一名饭吃得下、农活干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阳性的农民兄弟做了手术。果然，在他的肝脏里发现了一个枣子大小的肿瘤！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汤钊猷。经过反复验证，他们提出通过动态分析甲胎蛋白诊断无临床症状肝癌，解决了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问题。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汤钊猷知道，早期诊断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如何治疗更为关键。他们发现，虽然肝叶切除是治疗肝癌的最好方法，但我国85％的肝癌病人合并肝硬化，如果对小肝癌也采取半肝切除的话，那么在切除癌肿的同时，也切除了大量有功能的肝脏，病人术后发生肝功能障碍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于是，他大胆提出，对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癌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这项革新使许多小肝癌患者获得了手术切除的机会，手术风险比肝叶切除降低10倍，且长期疗效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此后，汤钊猷又提出对无症状（亚临床期）复发的肝癌再行切除，以进一步提高疗效的观点，使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左右。 　　在小肝癌治疗方面有所突破之后，汤钊猷又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定在了不能手术切除的大肝癌上。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这一命题。至2004年底，共有146位原先不能切除的大肝癌患者接受了“缩小后切除”治疗，5年生存率达51％。而在20世纪60年代，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为0。 　　经过多年奋斗，汤钊猷和他的团队终于使肝癌由“不治之症”转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小肝癌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达60％左右，许多肝癌病人不仅从医院的前门走了出去，还纷纷重返工作岗位，健康地生活着。凭借在小肝癌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就，汤钊猷于1994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巨大成功面前，汤钊猷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发现，肝癌切除后的复发率很高。解决不了复发问题，肝癌的预后将难以进一步提高。自1993年起，他便将肝癌转移复发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汤钊猷领导的团队已在肝癌转移复发领域初战告捷：在临床方面，通过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已使肝癌复发率有所下降；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先后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以及相同细胞遗传背景人肝癌高、低转移细胞系等，为实现基因预测肝癌转移等重要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起自己在肝癌研究领域的成就，汤钊猷总喜欢用“两件半事”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有半件是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虽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还没有使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