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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辛亥赋予城市基因 　　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州一直是引领风潮之地。百年之后，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不仅要把“辛亥”这张名片擦亮，还准备在这张名片上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这些变化未来十年将在黄埔军校所在地长洲岛逐渐显现 　　 　　100年前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100多位同盟会会员为推翻腐朽清廷，在广州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广州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说，“尽管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打开了大清王朝的历史闸门，民主革命的进程排山倒海而来”。 　　此后的百年岁月里，广州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变。 　　在每一次城变中，都不难看到辛亥革命所赋予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已经成为广州百年城史的解码。 　　 　　辛亥年的广州 　　辛亥年的广州，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商业城市。 　　据广东省咨议局在1909年的调查,广州城内的商业店铺,有2.7524万家,其时的广州人口约为60万，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占据了此城接近三分之一。远离帝都，开埠近半个世纪后，西式的商品、生活方式包括西洋文明正在逐步影响广州的民众。 　　在变局未启之前，广州还被朝廷视为蛮荒之地。但有着世界眼光的人们则已经有了不同的视角，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说道：“在中国地图上，广东是边缘。但在世界地图上，广东是中西交通之重要孔道。” 　　日渐开放的观念造就了后来的第一批革命党人，当时从广州到香港、澳门，不需要办任何出入境手续，在广州花几角钱买张船票，次日清早就到香港上岸。香港和广州就此成为孙中山经常驻足的城市，他在香港接受来自国外的各种先进思想，在广州结交各界仁人志士，为日后谋划起义打下人脉基础。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孙中山表示要倾覆清政府，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但这是一次还没有发动就失败的起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邱捷说，领导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年仅29岁。 　　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此后的孙中山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越挫越勇。”李穗梅说。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之间的10次起义，其中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 　　在邱捷看来，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一再把广东选择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以及革命力量的集结基地，很大程度是考虑到“广东人”这个因素。在进行反清活动时，孙中山对在什么地方发动起义最适宜，一直有过各种考虑，革命党内部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和广东所具备的地利、人和条件来看，孙中山在广东以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举义之地。但孙中山的目标并非局限于广东，他希望在广东率先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全国。 　　这些在广州或以广州为攻占目标或策应之地的起义，最终点燃了辛亥的革命之火。“广州作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地位不容置疑。”邱捷说。 　　 　　百年之变 　　辛亥年的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规划要点“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在他的计划中，要“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以此为中心发展水路、铁路和公路，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花园城市”。 　　广州的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在革命后开启，其时大量的城墙被拆掉，改作骑楼街，形成了几个商圈。广州今天的上九路、下九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还留存不多的骑楼建筑，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两排骑楼之间是马路，专供马车行驶的车道，楼上面住人，楼下的走道则是专用人行道。 　　这算是引进当时最先进的交通理念，1918年，广州有马路6公里，到1928年则完成马路建设35公里。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冯江说：“很多人都认为骑楼是‘广府文化’的名片。但骑楼存在的历史并不长，是国民政府期间的产物。” 　　1921年，孙中山之子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是年2月15日广州成立市政厅，这是广州第一个主持政府事务的机构，标志着广州正式建市。市政厅下设有几大局，其中工务局具体操办城市建设。当时广州市工务局的局长程天固，一上任就确定建设城市要有个交通网的概念。广州市大小街巷不下千条，横直错纵，宽狭不齐。他觉得规划非常重要，什么路线要改，定什么宽度，都要有事前的打算。 　　胡栋朝在广州市工务局任建筑科长时，负责对广州市马路进行全面规划，中山五路、中山六路的骑楼街建设便是由他负责操办。“自辛亥革命之后，广州城市建设可谓是十年一变，先后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爱群大厦、白天鹅宾馆等等标志性建筑物。”冯江说。 　　让广州真正起变化的，是在粤主政8年的陈济棠，他1929年执掌军政大权，1936年被迫下台。“尽管历史上对这样一个人物有诸多说法，但是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