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春陀思妥耶夫斯基鞭挞和拯救.docVIP

张百春陀思妥耶夫斯基鞭挞和拯救 　　俄罗斯的作家那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读起来最“别扭”。且不谈其中处处埋藏的哲学陷阱，就是永远萦绕在故事上空的阴沉天空，便让人压抑，以至于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敢开卷。 　　就像伦敦是狄更斯的永恒舞台一样，圣彼得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故事的背景。在这座阴暗与无情的城市，《罪与罚》的主人公被压抑得发了狂、杀了人。圣彼得堡是不是真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么可怕？曾在那座城市艰苦求学多年的张百春可能很有发言权。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谈话，也正是从圣彼得堡的天空开始的。 　　都有阴暗面没有人无需拯救 　　今天的圣彼得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帝都时代相比，变化算不上翻天覆地，市中心18、19世纪建筑基本都得到保留。那里虽然平均每年有170多个阴雨天，但总的来说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沉闷的城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年代，也正是一个自由与繁荣的时代，一切都和小说里营造的并不太像。 　　陀氏这么写，可以说是有意为之。张百春觉得，他将目光更多地投在人类的心灵，而且主要是心灵的阴暗一面。这一点，符合陀氏所秉承的基督教观念――人存在于一种罪恶和堕落的状态。亟须拯救。所有人都陷入到这种状态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小儿子阿廖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呢？这两个“完美”的人也是如此吗？仔细想一想，他们的“完美”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不但生活在罪恶的世界里，而且自己内心世界里偶尔也有各种罪恶的念头。所以陀氏作品中的各色人等，其实都处在“亟待拯救”的状态里，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在看待拯救这件事上，有不同的态度。 　　拯救，不仅仅是上帝的事情，也取决于人自己、取决于前面说到的“态度”。在这方面，转变最大的是《卡马拉佐夫兄弟》里的大儿子德米特里。以及《罪与罚》的主人公斯柯尔尼科夫。但即使是小说中最恶劣最顽固的那些人，陀氏也给他们安排了得救的机会，而不是完全被上帝放弃。张百春分析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如此设定，是企图在揭示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观念：在上帝的拯救事业中，没有所谓的好人(善人、圣人)和坏人(恶人、罪人)之分，这种区分只存在于人的世界。而且在拯救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好人不见得得救、坏人也不一定非下地狱，这是精神世界的悖论。 　　精神世界是动态的，揭示精神世界的的动态过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贡献。所以读者也每每能注意到，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人物对拯救的渴望、等待或者抵触，而拯救的结果却并没有被着重描写。 　　陀氏与托氏俄罗斯的内与外 　　不可否认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暗，与他本人的蹉跎人生也有很大关系。他的爸爸是个十足的酒鬼，喝醉了就对孩子施暴，还经常对依附于自己的农奴发怒，与《卡马拉佐夫兄弟》里那个大反派老爹神似。而他本人则像《白痴》里的梅什金一样，一生受癫痫病困扰。在不得已学习和从事了七八年工科事业后，他好不容易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一些声望，却因为牵扯到反沙皇革命活动，被抓起来判了死刑，直到临刑前一刻才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好不容易熬到重返圣彼得堡、重返文坛，爱妻和兄长又相继去世，他也被搞得濒临破产，负下高额债务。在去欧洲躲债期间，他完成了代表作《罪与罚》，其中主人公杀人的起因之一，就是因为借了被害人的高利贷。人生的悲剧在造成陀氏文章的阴暗色彩同时，也造就了他的成功与不朽。 　　俄罗斯另一位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贵族出身、都有军旅生涯、都曾欠下巨债、都曾嗜赌如命……只不过托尔斯泰虽比陀氏多活20多年，但晚年家庭不幸，最后离家出走、客死车站，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死在小妻子的怀里那么释然。 　　张百春认为，把托与陀并列起来品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他们堪称是两座顶峰――底部相连的两座顶峰。也就是说，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础与背景是相同的――源于俄罗斯、书写俄罗斯。而之所以是两座不同的山峰，是因为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外在、平和的一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注重展现俄罗斯民族内在、冲突的一面。在陀氏的作品里，罪人复活是宗教问题，基础是基督信仰；在托氏作品里，罪人复活是道德问题，基础是人的良心。托尔斯泰的宗教情怀远没有陀氏深刻，他展示的是文化世界，而陀氏揭示的是精神与宗教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身后的命运截然不同：由于受到列宁的推崇，被称作“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成为苏俄、苏联时代的国家与民族象征之一，宛如鲁迅之于红色中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基本上被视作“旧社会的病人”，甚至因为其作品中(如《群魔》)透露出的对革命的怀疑和讽刺，很长时间内被列为“反革命作家”。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宗教哲学再次复兴，陀氏及其作品才再度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