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遗落在漳州欢乐与忧伤.docVIP

我们遗落在漳州欢乐与忧伤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历届浙江籍女排国手: 　　 　　“我们刚刚训练结束回来,今天晚上加课了。”4月7日晚九点多,记者拨通了国家女排助理教练俞觉敏的电话,他说上周是调整训练,这周才正式进入高强度高密度的训练。 　　主教练王宝泉火速上任,马上就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来到漳州训练基地训练。这已经是中国女排第38次来漳州了。“欢迎中国女排第38次回娘家”的横幅在训练馆的门口高高挂起。38年来,女排姑娘换了一茬又一茬,漳州排球基地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辉煌,“老女排精神”也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俞觉敏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来漳州了。七十年代时,俞觉敏就以队员的身份来漳州训练过。成为国家队助理教练后,又多次率队前来训练。说起这个基地,俞觉敏很感慨:“这是一份情意啊,现在好的基地很多,像北仑的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就很不错。但是中国女排是在这里起??的,“五连冠”的精神、“三连冠”的塑像纪念碑和拼搏浮雕画群,还有江泽民同志题写的“中国女排腾飞馆”,这都是和中国女排同步成长起来的。” 　　的确,正如俞觉敏所说,对中国女排而言,漳州的情感优势是别的地方不可比拟的。记者采访了多位浙江籍女排老国手,她们跟记者诉说了与排球的情结和在漳州发生的轶事。 　　 　　周总理的一个指示 让女排姑娘来到了漳州 　　 　　如果没有中国女排训练基地,也许漳州永远都不会这么有名气。那么,当初国家为何选在漳州建排球训练基地,这个基地的雏形又是怎么样的?记者采访了多位在漳州训练过的浙江女排姑娘。听她们诉说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轶事。 　　始建于1956年浙江女排在历史上曾取得过许多骄人的成绩,并为国家女排输送过多名国手,如施美莲、汪亚君、周苏红…… 　　在采访中,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女排队员,她是浙江第一批进驻漳州基地训练的队员。据她回忆,当时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指示。1972年4月,周总理在广州二沙头训练基地视察体育工作时,鼓励运动员要把运动技术水平提上去。同年7月,周总理在北京观看中日男女排球队比赛后指示:“要进行严格的大运动量训练,加强组织纪律性”。国家体委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于10月在北京召开了篮、排、足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在排球方面,总结了20多年的历史经验,明确了指导思想,制定了发展规划,确定了把培养青少年选手作为一项战略措施来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王猛从干校召回张之槐、钱家祥等人,并由当时的排球处处长钱家祥去南方考察,选点建基地。原中国男排副队长张然,积极向钱家祥推荐自己的家乡福建漳州,原因就是:领导重视、群众喜爱、物产丰富、气候宜人。 　　在南方,漳州属于气候比较宜人的小城市。用女排姑娘的话说,“这里气候温暖,水果又多,很适合训练。” 　　于是,1972年11月底,全国8支排坛新苗精英开赴漳州,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期排球大集训。“那时候,国内水平比较高的队伍才能去漳州训练,而且都是自己的省队教练带着队员去训练的,没有国家队。当时浙江女排在国内属于前六的水平。”这位老女排队员说。 　　回忆起当初的训练条件,她颇有感慨,“训练条件很艰苦,训练房是草棚搭起来的,地上是三层土。最下面是的是一层煤渣、中间是一层细沙,最上面是一层泥土。训练中,擦破皮肤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样的大集训,练得很拼命。”这位老女排队员已经记不起来,自己一共去漳州训练了多少次了。 　　第一批去漳州训练的浙江籍队员中,还有一位叫林菊芳。如今是浙江省体彩中心的副主任。50多岁的她对当时的印象依旧很深刻,“那时候的训练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苦’。因为场地不够那么多支队伍用,只能是轮流练,我们当时对素质练得特别多。到了漳州,大家都有一种拼命练的想法,所以训练量很大,如果完不成任务都要罚站。为了促进大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一个星期都打一次教学比赛,一个星期通常只休息半天。” 　　相对于训练的艰苦,漳州基地的后勤保障条件,老女排队员都很认可。“已经不记得具体吃了些什么菜,但是漳州的伙食不错,无论我们练得多晚,基地都保证我们有热菜热饭吃。漳州的水果很多,比我们杭州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桔子,我们都很爱吃的。”第一次外出训练,林菊芳对于这样在外地过集体生活感觉很新鲜。 　　“我们是三四个人住一房间,就像现在的招待所,是公共浴室。房间就像是学生宿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柜子和一张桌子。没有电视机什么的,但是生活很充实。晚上会经常组织我们进行政治学习,学习完了大家聊聊天就睡觉了,第二天5点多就要起床去训练。”这样的生活也许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很枯燥,但是,对于当时的女排队员来说已经很满足。坐在记者对面的林菊芳回忆起这些事,始终面带笑容,在她看来,那是一段非常值得珍惜和回忆的日子。 　　 　　第一个能跳摸篮筐的队员 在漳州很快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