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法社会.docx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关系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关系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首先探讨一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　认识源于人类的经验和理性。据人类的经验判之，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贯穿于人类的法律与社会发展史。古希腊与古罗马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高峰，仔细检视，不难发现，法律文化的发达实在是其社会繁荣强盛的基础。时至今日，为适应社会发展预备制定民法典也不能放弃罗马法文化的资源。在东方，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更深切的感受和直接的意义。日本在公元645年“大化改新”，“文化立国、法制社会”被作为基本国策加以推行，著名的《大宝律令》诞生，它标志着原始落后的日本习惯法被改造提升到了东亚大陆人文礼仪化的成文法文化水准，三十多年后，竟成为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榜样。日本社会因此获得一大进步。日本社会的第二次大进步是1868年“明治维新”开启的对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法律文化的引进，结果是日本法律文化一跃而进入现代行列。历史上中国法律文化灿烂之时，必是中国社会兴盛之世。礼刑文化与西周，礼法文化与汉、唐，都是显例。特别是唐朝，中国法律文化发达至为周边诸国所模仿，形成以中国为本土，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今日之越南）、西域（今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法律文化系统，谓之中华法系。东亚古代文明实有赖于此。晚清以降，中国内忧外患，固有法律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满清政府不得已于1905年正式“变法修律”.依据社会学观点与上述经验，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法律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社会发展只是社会系统内结构正向变动的结果，是功能转换的表现，社会发展本身不是系统内的结构项。因此，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是结构与结构变动结果的关系。这表明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既是联动的又是因果性的。联动表现为两者间盛衰的呼应。因果表现在法律文化是因，社会发展是果，社会发展必先借助和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这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社会发展受制于整个系统的结构变动，法律文化作为系统内结构的一项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社会发展。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法律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社会发展是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实践中既不可无法律文化论，更不可能唯法律文化论。这也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经验。社会发展虽不是社会系统内的结构项，但事实上它对系统结构有着直接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在受法律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影响着法律文化。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法律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要求建设相应的法律文化。社会发展时刻离不开法律文化的支持社会的和谐,是需要法律维护,而法律的发展完善需要社会作为其后盾,这样的相辅相成才会互相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再者,从道德上来说,一种制度的权威和有效性，当然首先体现在人们对它的敬畏与自觉服从上，如果令行而不能禁止，规则仅为一纸具文，则其权威性显然是出现了飘移——亦即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经历着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加速进行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因为社会变革，从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说，即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的式微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的萌生与建立。而事物的消亡与新生都有一个过程，因此，在变革完成以前，必然会有一个旧规范与新价值交错并立的时期，并常常伴有新规则的暂时缺位而呈现出价值失范的局面。在此情况下人们的迷茫与惶惑自是难以避免的，而社会价值指标本身的错综复杂，也使人们在决定何去何从时倍感困惑和困难。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处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备，旧的规范还来不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这种新、旧犬牙交错的现状，常常使得是非不清，善恶难别。这种淆乱不清极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移腐朽为神奇，错把美德当成恶行，其对道德权威的负面影响、对道德范世规物作用所构成的冲击，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此时的法律约束则显得尤为重要.而法律具有强制性,最能体现其强制性的则是司法领域.所以最后从司法领域谈谈.1959年在印度的德里会议上就“法治的本质”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并庄重地宣之于《德里宣言》之中。这份可谓凝聚了人类一千多年来法治文明智慧的宣言，审慎地提出：作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人的尊严”，必须成为所有法律的基础，并进而确认法治应该包含如下，包括：确立立法机关和责任政府的权力范围、完善公民权利的救济机制、遵守人权保障的最低标准、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架构。这里面提到的司法独立,尤是体现在审判上.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审判效果达到有机统一,法律才会行之有效.　1,法律效果与审判效果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理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执法。司法审判既是一种执法，也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