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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司法机关只可查询不得用于指控 深海鱼：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其功能已经相当于前科消灭制度。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查询犯罪记录，也应对被封存的未成年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故也不得将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用作从重处罚的依据。据此，前科情况也不能被用来构罪标准减半的条件。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第1034号案例，总第100集 不满18周岁的人因毒品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其再次实施毒品犯罪的，是否能够认定为毒品再犯 一、基本案情 姚某，男，1993年9月4日出生。2011年7月22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13年1月29日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被逮捕。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姚某犯贩卖毒品罪，且系毒品再犯，向垫江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垫江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3年1月16日22时许，被告人姚某在垫江县桂溪镇名流网吧附近一巷子内以人民币200元的价格贩卖甲基苯丙胺0.19克给吸毒人员欧阳才飞。二人交易完毕后被民警当场抓获。 垫江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姚某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法规，将毒品贩卖给他人，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姚某系毒品再犯，经查，姚某曾因毒品犯罪被判刑，但犯罪时未满18周岁，该指控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姚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垫江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姚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公安机关已扣押的被告人姚某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公安机关已扣押的毒品予以没收。 判决生效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姚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系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但并未对毒品再犯作出特殊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亦明确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设置为例外情形。故应当认定姚某为毒品再犯，并从重处罚。原审判决以原审被告人姚某前次犯贩卖毒品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为由，对其毒品再犯情节未予认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量刑不当。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姚某犯贩卖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关于抗诉机关抗诉提出“姚勇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贩卖毒品罪，系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的理由，经查，虽然抗诉机关举示了原审被告人姚某未满18周岁前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的证据，但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该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根据该条规定的精神和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即使是司法机关办案需要，也应对被封存的未成年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故也不得将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用作从重处罚的依据。因此，抗诉机关提出姚某系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的抗诉理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不满18周岁的人因毒品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其再次实施毒品犯罪的，是否能够认定为毒品再犯？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姚某未成年时因毒品犯罪记录被封存，其再次犯毒品犯罪，应当认定为毒品再犯。主要理由是：(1)姚某曾因贩卖毒品被判刑，2013年1月16日又因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查获，虽然前罪行为发生时姚某不满18周岁，不构成累犯，但是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对毒品犯罪再犯进行了特别规定，且该规定并未排除未成年人可构成毒品犯罪再犯的可能性；前科封存制度不得对抗法律相关例外规定，如刑法对特殊累犯、再犯等的规定。(2)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虽然创设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该条仅是一种程序性规定，目的在于使失足未成年人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在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不受其较轻犯罪行为影响。“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不同于“前科消灭制度”。首先，“前科”是指因犯罪而被判处刑罚的事实，是个人犯罪的历史记录。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指的是特定主体在特定范围内的犯罪记录，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记载，与“前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次，“封存”又不同于“消灭”。“封存”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