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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冒”出的工程机械之都 文/顾琪 长期以来，长沙经济的软肋在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弊病在于企业分布零散，缺乏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应。进入到2000年之后，工程机械行业在长沙的“意外”崛起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截止到2007年底，长沙工程机械的“三巨头”——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山河智能这三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经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国内其他工程类上市公司市值的总和。 令人值得探究的是，地处中部地区的长沙，历史上并无强大的工业基础，那么，是什么令这块并无优势资源的土地，骤然间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重镇？而这个行业的迅速崛起，又将给长沙带来怎样的机会与梦想？ 源起：工程机械业的孵化器 追根溯源，长沙工程机械业的崛起离不开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研发布局。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国家在每个工业行业都设置了国家级的研究院所，这些研究院所都由国家部委直属管理，分布在不同城市，其任务就是在国家计划指定下研究设计各种产品，然后由国家将研究和设计成果分配给企业进行生产。 工程机械行业的四个研究院所其中一家就在长沙，当时叫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后更名为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其余三家分别为天津土方机械研究所、北京起重机械研究所和甘肃天水风动工具机械研究所。长沙研究所1956年在北京成立，1969年迁到湖南常德的德山，1974年到1976年迁到长沙。在成立至今的52年间，长沙所曾经为包括徐工在内的所有工程机械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被誉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母体”。 专业研究院所的存在，成为了长沙工程机械企业的孵化器。1992年，詹纯新在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担任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他发现，随着原有的计划经济分工体系的松动，研究院原有的生存模式遭遇巨大困境。研究院本来一直依靠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向企业出售设计图纸而生存，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企业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研究院得到设计图纸之后，自己有所产出后再投入自己的研发体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内部研发生产体系，从而逐渐大幅度降低甚至摆脱了对研究院所设计图纸的依赖，这就使研究院在生态链中处于劣势，开始面临生存危机。 1992年9月，詹纯新与原研究院的几位同事一起成立了中联公司，这就是后来中联重科的前身。当时，80%的中国施工企业都还在用相对落后的塔吊进行混凝土运输，而先进的混凝土泵由于技术壁垒，国内厂家几乎没有生产能力，整个市场基本上都由价格高昂的进口品牌一统天下。但是中国市场大量的工程企业都属于价格敏感型用户，而且许多国际企业对在中国市场的市场营销也不够重视，这样的市场格局为本土厂商留下了空间。从研究院脱胎而来的中联重科具备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基础，因此能够生产出比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便宜一半的产品。1993年，公司开始利用研究院的自有技术生产混凝土机械，当年做了10台泵，挣了200万，而此前一份混凝土泵的设计图纸只能卖4万元，而且还要几年才能拿到全部款项。到1994年，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00多万元。 工程机械研究院所刚好地处长沙，这固然为长沙工程机械行业的兴起提供了基于技术基础的历史合理性，但也不能完全解释该行业后来在长沙的风生水起。比如天津、北京、天水这些有同类研究基础的城市，就并没有像今日的长沙一样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重镇。长沙工程机械行业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一批有专业背景的创业者的远见与魄力，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长沙才成就了一批工程机械龙头企业。 扩散：焦点企业的爆发性崛起 中联重科的成功，带动了整个区域企业对这一行业的兴趣。1994年，原本从事焊接材料业务的三一集团从湖南涟源迁到省会长沙。几个大学毕业生梁稳根、唐修国、向文波此前在涟源创建的公司尽管业务发展良好，但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看到了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巨大潜力，选择了混凝土输送泵作为切入市场的第一个产品。在经历了初期在技术上的艰苦摸索之后，1994年，三一重工第一台拖泵在长沙诞生，这是三一从材料工业转向机械制造业的第一件产品，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式系统拖泵。凭借自主技术研发，三一重工很快就在中国混凝土机械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开始与中联重科同城竞技。 1999年8月，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清华有感于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困难，也萌生了创立公司的想法，他带着自己的课题组成员和研究生成立了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主要生产小型工程机械设备，何清华看到，中国在数年前就开始大手笔进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炸山取道”、“大拆大建”的粗放时期，当时国内市场重型机械和轻型机械设备销售量之比是97:3，而在欧洲和北美，这一比例是2:1，在日本则是1:1，何清华认为，“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设备需要，中国城市化建设总要进入精雕细刻时期，小型设备需求也将逐步升温。”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