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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时务文体的特点及过渡性质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维新人士“以报馆鼓吹舆论的志趣合作下的事业”。该报作为旬刊，每月刊出3册，每册3万字左右。梁启超在创刊号中所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申明了“去塞求通”的办报宗旨，主张所载内容在于“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时务报》于每册卷首，刊发政论一二篇，大约三四千字，设置有《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 　　从第2册起，将《域外报译》细分为《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版块，约占每册篇幅的一半。同时在其最后部分，经常附印国内外学规章程或新译书籍。报馆经理为汪康年，担任时间最长的主笔为梁启超，翻译者为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等。 　　该报于1898年8月8日以汪康年力主改为《昌言报》而告终。《时务报》存续2年，共出版69册，其基本内容和刊发体例大体上保持了前后一致。该报发行后，各地士绅、督抚官僚竞相参阅，以致达到“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地步。《时务报》引领了时代变革的潮流，促进了启蒙思想的传播。 　　针对19世纪末中国社会舆论领袖《时务报》，学界的研究，既有历史的耙梳，也有从新闻传播学或文学的视域进行的考察。然而，以往的研究在探讨《时务报》与我国近代报纸文体变革关系方面尚显薄弱。鉴于此，笔者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19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嬗变趋势。 　　一、《时务报》与时务文体 　　《时务报》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播学认为，传播媒介的具体内容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报刊政论文章，正是《时务报》得以赢得读者的核心内容。郑孝胥曾高度评价《时务报》的诞生:“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 　　1．《时务报》与报刊政论 　　清末的报刊政论，其文体由传统政论文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报刊政论文始见于外国人在华出版的一些中文报刊中，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字林沪报》等，而真正推动报刊政论文体向前发展的，当属《循环日报》的创办者王韬。王韬发明了报章文体，这种文体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比较通俗浅白。梁启超针对戊戌前夕的中国报界，曾发表评论说:“惟上海、香港、广州三处，号称最盛，而其体例无一足取……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丝毫影响。” 　　而《时务报》的诞生，顺应了甲午之后先进士人号召救亡图存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它既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促进了报刊文体的变革。虽然《时务报》的译文内容所占篇幅较大，但刊发的政论文章是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张元济曾指出，“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意”，而“前数页”正是政论文章所在的位置。 　　《时务报》所载的政论文章，重要的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以及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等，共计138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和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从创刊号开始连载3期，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变法主张。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刊发在第4册上，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起始。该文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其中一位读者就说，“近阅《时务报》，知执事总理其事，并获读大著《中国自强策》3篇，议论确切，曷胜钦佩”。汪康年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说理充分，意旨明确。当时，在湖北任知县的陈延益曾致信汪康年，称“昨读第九册报，尊论参用民权，极为透彻”。徐勤、欧榘甲等人则分别撰文阐述“开学校、废科举”的思想，提出要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时务报》的政论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倡导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开学校”“变科举”是当务之急;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政论文章使得《时务报》成为维新变革的舆论领头羊。报刊政论文体影响的扩大，与《时务报》这一舆论载体密不可分。 　　2．时务文体的兴起 　　《时务报》确立了报刊政论文的地位，也使得报刊文体出现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时务报》掀起的维新浪潮，使得大量进步士人争相创办报刊。在这些办报人士中，维新派及其支持者占到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维新报刊，都刊登有政论文章。为了使报纸更好地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易为阅读者所接受，一种通俗、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便应运而生。这种新式文体以“时务”为要义，倡导维新变法、改革时务，鉴于此文体以《时务报》为代表而且影响较大，因此被称为“时务文体”。 　　时务文体之所以能够兴起，首先在于时代的变革。甲午战争之后，各界要求维新变革、振兴中华的呼声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历经30年的洋